第八章 岑春煊與保皇會（第3/10頁）

盡管康有為等人對西太後恨之入骨，因為實力有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是希望通過其他途徑實現復辟歸政，甚至對當朝執政心存幻想。而清政府欲除後患，千方百計要將康、梁等人置諸死地。幾番引渡、綁架、誘捕、謀刺不成，又頒布上諭，公然懸賞購線，買兇捕殺，並於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儲。在建儲即為廢立的嚴峻形勢下，保皇會再度將重心轉向武力勤王。加入保皇會的暹羅華商陳鬥南等在電爭廢立的同時，分別上書李鴻章和張之洞，鼓動南省大吏舉兵勤王，以救聖主。[26]《清議報》第37號（1900年3月1日）發表署名佩弦生的《論建嗣即為廢立》，批評“事既逾月，而海內之臣子，未聞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闕以死爭之者，更不問一人急君父之仇，發憤而勤王討賊者，豈忠義之熱心不逾月而頓冷哉”。後來更認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籲國民以獨立自主之精神興師勤王。[27]

有鑒於此，保皇會加緊勤王籌劃。1900年1月，康有為移居新加坡，保皇會在澳門設立總局，隨即制訂了戰略行動計劃。在這一計劃中，廣西的地位舉足輕重，而與岑春煊有通家之好的唐景崧扮演重要角色。康有為的勤王謀略首先“以全力取桂”[28]，之所以將廣西作為整個勤王行動的發動地，除了可以原鎮南關遊勇頭目陳翼亭為主力正軍外，重要原因是有唐景崧的加盟。唐當年是萬裏請纓的名士，曾任台灣巡撫，雖因出任台灣民主國總統之事被清廷閑置，在地方上號召力不減，而且數年來一直以辦團練為名有所布置準備。依據康有為親擬的計劃，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實際擔任中軍主帥之責。

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遠赴南洋，告訴康有為“滇、黔、桂皆來歸，特來請期”。康有為見廣西“有小山之坐鎮，滇、黔皆來”，決定全力向西。[29]唐景崧與滇、黔的淵源，顯然不及西林岑家。岑春煊的父親岑毓英在滇、黔兩省征戰任職凡三十年，官至雲貴總督。後來岑春煊作《樂齋漫筆》，不無自得地說：“至今滇人士與余家相值，猶依依如其鄉人焉。”[30]唐景崧如果真的爭取到滇、黔來歸，至少要借重岑家的關系，才可能達成這樣的效果。而唐、岑兩家為世交，中法戰爭期間，唐景崧曾在岑毓英麾下效力。

義和團期間，清政府為應付內外亂局，於6月17日、20日先後諭令各省督撫派兵星夜馳赴京師。7月，京師形勢吃緊，清廷於4日、12日、25日以及8月8日、13日，連續詔令各省勤王之師兼程北上，星夜馳援。[31]除一般性號召外，還向袁世凱、馬玉崑、李秉衡、鹿傳霖、張春發、劉永福等發出專門指令，也有個別官員主動統兵北上。

然而，各地的文官武將多徘徊觀望，等待局勢的變化。如江蘇巡撫鹿傳霖“聞鄉裏大擾，族之長幼均被屠。於是在撫署內大哭，誓與拳匪不兩立。遂借勤王美名，力請開缺，克日帥羸卒北行。至河上，聞鄉裏無恙，遂逍遙不進。聞者皆非笑之”[32]。廣西巡撫黃槐森等人因行動不力，還被清廷嚴旨申斥。而岑春煊卻義無反顧，行動神速。甘肅於6月26日接到6月20日清廷著各省分兵馳援京師的上諭，當天岑春煊即率兵啟程。[33]他後來自炫其不顧陜甘總督魏光燾的阻攔，率省馬隊二旗先行，又不待馬隊齊集，先率衛隊數十人，自蘭州取道草地沙漠，忍受種種困苦，晝夜疾馳，趕赴京師。所部是為數不多先期到達京師的勤王軍，其余各地的勤王之師，多在兩宮西幸後才陸續趕到太原或西安。

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揮師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輔助光緒收回政權的可能性並非子虛烏有。康有為號召勤王之初，曾致函同門簡朝亮，請其出面鼓動兩粵草茅之間的義傑之士，合眾勤王，“出湘桂疾卷武昌，長驅河朔”。其時簡正為訟事纏身，托康設法，康告以“訟事之案已托岑雲階方伯為之昭雪，並囑其延訪”[34]。這不僅從側面印證康有為舉薦岑春煊破例任廣東布政使之事，還表明雙方在政變後依然保持聯系，互為利用。

義和團勢盛以及聯軍入侵，中國社會空前震動，各種勢力紛起因應，試圖按照自己的政見和利益影響社會的發展進程，從而大範圍沖擊了因循守舊的政治風氣，促使朝野各種勢力相互聯系，謀求合作，以挽救危局，振興圖強。新黨士紳如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經元善、汪康年等人函電紛馳，遊說各省督撫興師勤王，北上平亂。保皇會將勤王的直接目標由“清宮闕而誅賊臣，聯外交而安聖主”[35]，助光緒復辟親政，改為“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36]

1900年7月11日，《知新報》發表題為《論各省亟宜勤王討賊以造中國》的論說，呼籲疆臣“馳檄各省，奔問京華，布討賊之文，率勤王之旅，平團匪之亂以謝遠人，梟賊臣之頭以快天下，然後重扶聖主，復行新政，開通口岸，酌賠兵費”，是為上策，否則穩固東南，變政自立，“為平等之新邦”。如果望疆臣勤王如望梅止渴，則“望諸豪傑，期我國民，提獨立之性質，振自主之精神，以鴉君阿度為歸，以吐蘭士嘩為法，寧裹馬革之屍，毋作砧上之肉，寧為特立之雄鬼，毋為雙料之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