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與保皇會（第2/10頁）

岑春煊《樂齋漫筆》稱，他於“陛辭赴粵”時，光緒曾面諭到任後宜設法剿辦粵省日益猖獗的土匪，並指粵督譚锺麟“年老不能辦事，爾抵粵後可察看奏知”，許其“據實奏聞，朕與爾作主”。“時廣東有道員王某，素為譚督所信任，頗多不法，商民無不受其魚肉，有因索詐而斃命者，懾其氣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後，始有來控者，廉得其實，即詳請撤去該員各項要差，嚴行查辦。譚督不從……議論抵觸，譚愧且怒，遽拍案詬詈，目鏡墜石棹立碎，勢張甚。”岑調任甘肅後，“終以譚、王營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辦，譚因罷歸，王亦革職。此案以藩司劾罷督臣，為有清僅見之事也”。[13]

然而，事實與此不無出入。彈劾譚锺麟及廣東按察使魁元、知縣裴景福、候補知縣李家焯等，系由禦史宋伯魯提出彈章，時間尚在岑春煊到任之前。開始清廷諭令湖南巡撫陳寶箴查奏，陳被革職後，由繼任余廉三接辦。余詳查的結果是，原參貪劣的譚、魁各節，查無其事；裴則官聲尚好，均免置議；只有李家焯因對所帶卓勇約束不嚴，交部議處。所稱“道員王某”，即候補知府王存善，倒是由岑春煊本人“列款詳參”，卻交由譚锺麟查辦。[14]譚锺麟派委司道按款查訊，“奏稱王存善並無浮冒侵漁之據”[15]。此事非但未能增加岑春煊的政治資本，反而使其遭受一次小小的挫折。“蒞任不數月，即與總督譚锺麟騰章相詆。太後惡之，榮祿為緩頰，乃調甘肅。”[16]

榮祿官聲頗惡，但在19、20世紀之交，於新舊華洋之間，卻能起到一定的調護作用，岑師事之，引為奧援。[17]岑春煊不甘受挫，調任後繼續奏參廣東各員侵蝕巨款，袒庇瞻徇潘燦、王存善等事[18]，清政府先後再派鹿傳霖、剛毅查辦，結果確認廣東“所挪之款系歷數十年積累而成”，所用辦理鹽務的候選同知潘燦等人辦事認真，“均可無庸置議”。只是後來將厘金改由招商承辦，表面是為了“杜中飽而祛糜費”[19]，實則欲籌巨款以應急需。[20]

晚清吏治敗壞，幾乎無官不貪，若以此劃線，恐怕無人不在可參之列。岑春煊窮追不舍，別有潛因。記載此事的另一版本所述便有大異。陳澹然為裴景福《睫闇詩鈔》（戊午正月付印）作序提到:

先生之任南海也，廷旨捕南海康有為，籍其家，括嘗所往來書，廉其黨。先生奉檄偕知府王存善往。西林方為布政使，與康交，懼事泄，令擇要人書藏之。先生察其書皆通候往來，任王君持以獻粵帥，固未達也。而西林則大恨，即藉他事劾王，粵帥右之，僅免。

其時清廷確有下令粵省查抄康有為家之事。1898年12月28日，清廷發布上諭:

昨據兩廣總督譚锺麟奏：康有為本籍抄出逆黨來往信函多件，並石印呈覽。查閱原信，悖逆之詞，連篇累牘，甚至推譚嗣同為伯裏璽之選，謂本朝為不足輔。各函均不用光緒年號，但以孔子後幾千幾百幾十年大書特書，跡其種種狂悖情形，實為亂臣賊子之尤。其信件往還，牽涉多人，朝廷政存寬大，不欲深究株連，已將原信悉數焚毀矣。[21]

後來岑春煊督粵，必欲將裴景福等人置之死地，也根源於此。[22]1899年12月19日，譚锺麟去職，代以李鴻章，在清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因為參劾案，而是為李鴻章謀一位置，同時加強對廣東的控制，打擊在海外活動聲勢日張的保皇會。

第二節　戴後與助帝

戊戌政變後，康、梁等逋逃客與曾經贊成變法的清政府朝野要員之間，看似公開敵對，其實互有需求，因而暗中互通消息，彼此利用。李鴻章而外，康有儀曾在南洋康有為座上見有各督來函外套[23]，肅親王也曾與之通函。岑春煊不僅與康有為等早有聯系，而且一直保持。與岑關系密切或情況類似者，不少人介入了保皇會武裝勤王的密謀。

早在戊戌變法前，康有為等便有以武力為後盾之心，並且暗中有所準備。政變後，與各地的官紳以及會黨土匪一直保持聯系。廣西方面，康有為有類似布置，岑春煊似也牽連其中。

康有為等人本來準備應付政變的計劃，因袁世凱的出賣而一敗塗地，北上行刺，一時也不易措手。1898年11月初，康有為借“奉詔求救文”，明確向清廷臣民發出“勤王”呼籲。[24]不過，唐才常希望聯合各方革新勢力發動中原大舉，與康有為的想法不完全吻合。康有為一派亡走海外，仍然堅持倚靠光緒實行變法的政治目標，因此首先要恢復光緒的權力地位。他們除了求助於列強，還組織保皇會，擴張實力，創辦《清議報》，鼓動輿論，號召勤王，矛頭直指重攬大權的西太後。保皇會的勤王，一方面暗結草莽，大興義兵，另一方面則鼓動方鎮大員，起兵救上。康有為發布“奉詔求救文”，目的之一，即在警告清廷官員“不討賊則非臣”，“若屈膝以事偽主，甘心而立牝朝，則萬國攘臂而仗義，天下裂眥而公憤，冰山必難久倚，狐鼠豈可同群”。希望他們“共興故國之思”，“聖主重興，共茲大業，則爾公爾侯，自有前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