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聶士成：最後一位傳統名將之死（第8/8頁）

裕祿就這樣成了找不到埋葬之地的人，他大概是大清開國257年以來，為數不多的找不到葬身之地的直隸總督。

2014年初，冒著凜冽的寒風，我曾前往楊村附近多次尋找，但仍然一無所獲。

我原計劃用大篇幅的文章來總結裕祿在天津之戰中的錯誤和過失，總結他骨子裏的怯戰、在軍事部署和兵力分配上的極大失誤、指揮能力的低下、平時的不作為和戰時的顧此失彼，並把他作為晚清庸碌官員的代表大加抨擊。然而，就在前往尋找裕祿墓地的過程中，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裕祿，明白了他當年的處境。我突然更加強烈地感覺到我講述的不再是一個“直隸總督裕祿”的符號，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我似乎看到了在6月17日早晨接到照會時那個驚慌膽怯、看著自己的頂戴官服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因為頂戴並非系於他一身，而是系於他一家！無論怎麽樣做，慈禧到最後都是對的，朝廷到最後都是對的，而他卻是一點都錯不得！

我深深地相信，那個早晨無論換成是誰，包括我們自己，做出的也一定是與裕祿同樣的反應，甚至會不及裕祿。

有多少人，終其一生，只能在歷史上留下幾個字，更多的人連淡淡的一筆都無法留下。其實也只有盡可能地深入某一個具體人物的具體人生，我們才能從歷史中發現更多。裕祿之錯，是他的錯，但更是環境之錯、體制之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庸碌誤國的裕祿和有心無力的譚嗣同、懷才不遇的聶士成以及悲從心來的羅榮光，他們是一類人，和丁汝昌、鄧世昌他們也是一類人，在一個急劇下墜的年代裏，他們不幸生在其中，然後極為不幸地用自己的小悲劇，去構建了歷史的大悲劇。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8月11日，就在裕祿在楊村兵敗自殺後不久，有一個人在通州也步他後塵了，他就是李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