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同盟會成立了，為何沒迎來革命的轉機？
孫文和黃興連續發動九次起義失敗
同盟會成立之後，從1906年起，孫文和黃興共發動九次起義，然而，九次起義全部失敗了。 1906年12月，湘贛邊界的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失敗。這是孫文借助黃興的勢力首次在兩廣之外的地域發動的起義，以哥老會為班底，聲勢浩大。失敗後哥老會遭受重創，孫黃的起義地域再次回到兩廣，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兩湖。 1907年5月，廣東潮州黃岡起義，失敗。 1907年6月，廣東惠州七女湖起義，失敗。 1907年9月，廣西欽州、廉州、防城起義，黃興親自潛入清軍營中進行策反，未能成功，失敗。 1907年12月，廣西鎮南關起義，孫文和黃興共同指揮，孫文從廣西邊境地區潛入戰場，親自指揮，並親手開槍開炮射擊清軍，起義最終失敗。 1908年3月，再次在廣西欽州、廉州、上思起義。黃興任總指揮，失敗。 1908年4月，雲南河口起義，黃興親臨指揮，起義失敗。 1910年2月，試圖策動廣州新軍起義，事情泄露失敗。 八次起義失敗，康梁等保皇會的人指責孫文在海外“騙取”僑胞捐款，自己卻長期扮演“遠距離革命家”。每次發動的所謂的“起義”，只是百十號幫會分子參加的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連大清的一個縣衙都撼動不了，卻好像是在給“投資人”演戲，證明自己確實在革命，好進行下一次“斂財”，繼續這種循環暴動籌款方式。 這些話很難聽，卻也讓孫文等人一時無法反駁，孫文的親信汪精衛一怒之下，不顧危險潛入北京刺殺攝政王載灃，最終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汪精衛在獄中仍然視死如歸，寫了不少詩句，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孫文和黃興決定最後一搏！1911年4月，再次在廣州發動起義，黃興親自指揮，率領洪門弟子、留日學生和部分策反成功的新軍士兵120余人直撲兩廣總督府。黃興戰至兩手指折斷，後成功突圍，其余義軍視死如歸。陣亡86人，最後找到屍骸72具，其中68人為洪門弟子，葬於廣州東郊紅花崗。為了避免這個名字犯朝廷的忌諱，改名黃花崗，史稱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失敗對革命的打擊是巨大的，革命黨人在兩三年內都再無實力策劃一次起義。孫文不無悲哀地說：革命的成功，恐怕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不能及身以見其成） 革命又一次進入了最低潮，它並不單單指這九次起義失敗，雪上加霜的是，同盟會的組織潰散！同盟會內鬥
1907年2月，在同盟會成立一年半之後，一次激烈的內部沖突爆發了。這就是孫文、黃興之間的所謂“爭會旗”事件。 2月25日，宋教仁日記記載：孫文、光復會的大佬章太炎、宋教仁、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人聚會，“藝妓七八人輪流奉酒……歌舞並作”，歡聚一堂。這次聚會中唯獨沒有黃興。 三天後（28日），宋教仁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次沖突。 原來，在決定同盟會會旗時，孫文主張沿用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元老們；而黃興等人認為這面旗幟實在太像日本國旗，“有日本吞並中華之嫌疑”，青天白日旗應該毀掉，從此不再用，不如用華興會原有的井字旗——井子旗有井田的意思，象征平民政治。 孫文聽後勃然大怒：如果你要想毀此旗，那就把我給毀棄了先！ 黃興也怒了，當場發誓要脫離同盟會！ 事實上，對於與日本人的關系，一直是孫文與黃興、宋教仁等人之間的一個敏感話題。在孫文看來，革命勢力還很弱小，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取得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勢力的支持。據馮自由回憶，孫文在某些場合可能還對日本黑道分子低聲下氣：“逸仙在會上行主席身份，而會下卻對內田（內田良平）等行幫會之禮節，跪接跪送……”想想看，為了革命，孫文連這些委屈都受了，同盟會會旗有“仿日嫌疑”又算得了什麽！ 冷靜下來之後，黃興也體諒了孫文。他再一次退讓，選擇向孫文妥協，並沒有因此退出，保證了同盟會沒有分裂，並且自此之後，黃興一次次奮力維護著與孫文的團結，與孫文共同發動了九次起義，當時的人們對他們以“孫黃”並稱。 然而，在“爭會旗”事件結束後，原光復會的兩位大佬章太炎和陶成章（原光復會副會長）又與孫文發生更大的沖突。這是從孫文不得不離開日本的開始。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戰勝俄國，聲威大震，西方不得不承認日本為“列強”之一。1906年，列強召開殖民地統治會議，特邀日本參加。這個會議決定：不支持殖民地及弱小國家獨立革命，以維護殖民地的秩序。於是日本不便再公開支持孫文的革命。 朝廷聞風而動，抓住機會。1907年初，奕劻親自寫信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把孫文驅逐出境。日本政府征詢內田良平的意見，內田良平表示：自前年以來，孫文屢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來可以把滿蒙讓渡於日本，然而大清朝廷是無論如何不可能把滿蒙讓渡給日本的；雖然這一切還是子虛烏有，但建議日本政府不要與孫文徹底鬧翻，應該采取當年對待康有為的方式，贈送一筆差旅費“禮送”出境，三年以後還可以再回來。 於是日本有關方面私下贈送了孫文5000日元的旅費，另外一個日本商人公開贈送了10000日元，這樣，孫文手裏就有了15000日元。當時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十幾日元，這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了。孫文給東京同盟會本部留了2000日元，帶走其他全部贈款去了南洋，繼續發動革命。 孫文離去之後，《民報》歸章太炎編輯，原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也留在東京本部。對於日本政府私下贈送的那5000日元，孫文並沒有告訴同盟會本部，章太炎等人是孫文離開日本之後才知道的。章太炎在此事上原本對孫文就有意見，認為他留下的錢太少了，應該多給同盟會本部留下一些錢。在章太炎看來，孫文“私自收日本政府的錢”是不妥的，既然收了，作為總理，至少應該告訴大家一聲，否則就有私吞之嫌。 章太炎不愧為當年寫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雄文的個性文人，他火冒三丈，大肆宣揚：總理孫文“卷款出走”！他將《民報》社中孫文的照片一把撕下來，要求撤去孫文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為總理。在此事上，宋教仁也站在了章太炎這邊，但黃興拒絕出任總理，再一次避免了同盟會分裂。 這就是史稱的“第一次倒孫風潮”，它嚴重損害了孫文與光復會之間的關系。1907年7月6日，光復會會員徐錫麟成功地刺殺安徽巡撫，被捕後審問是否受孫文指使，沒想到徐錫麟憤而回答：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指使我行刺！ 孫文的感情自然也受到了嚴重的傷害。由於三年之內不能再回日本，孫文幹脆不再理會章太炎等人，也不再理會東京同盟會本部，轉而在南洋全力籌款和發動革命。在之前的革命籌款中，孫文一直把重心放在歐美和日本，一直在盯著那些華僑中的富戶，現在來到了南洋，意外發現了南洋是塊寶地。這裏的貧苦華僑反而對捐款更加踴躍，特別是泰國、越南的華僑對捐款出力最多。越南的挑水工關唐，每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卻把幾乎是一輩子的積蓄3000余元全部捐給革命。說起來這雖然和革命形勢的發展有很大關系，但俗話說得好，“仗義每多屠狗輩”，南洋反而成了孫文離開日本後的一個新起點！ 孫文很快成立了同盟會南洋支部，由於他認為已經和同盟會本部沒什麽關系了，就重新規定了選舉、經費、發展會員等辦法，甚至醞釀連名字都不用“同盟會”了，再改回“中華革命黨”。 但是根據之前同盟會的章程，支部的經費是要上繳給本部的，支部也是要歸本部管的。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看來，孫文此舉不過是他不得不離開日本之後，拋棄東京同盟會本部“另立中央”。見到南洋籌款形勢很好，1908年，陶成章帶著光復會骨幹李燮和到南洋籌款，沒想到這次南洋之行又讓沖突的種子再次埋下，史稱的“第二次倒孫風潮”也拉開了序幕！ 對於陶成章他們的到來，孫文是反對的。他的意思是南洋的華僑也不多，籌款的市場很小，我們在這裏都很難，你陶成章再來，就更難了，建議不要來。但陶成章堅持來了。據說他曾經找到孫文，張嘴要3000元，孫文拿不出來，只好拿出自己的手表等物品，說：就這些了，你把它們賣了，看值不值這麽多？ 陶成章認為他受到了戲弄，幹脆來了一招惡毒的，與李燮和發布傳單，列舉孫文的種種“罪狀”，什麽“貪汙會費”“公款私用”“蒙蔽同志”等等，這是同盟會的領導層首次公開對孫文進行攻擊。不得不說，連朝廷對孫文的反動宣傳都沒有如此“切中要害”，康有為的保皇會如獲至寶，紛紛在報紙上推波助瀾，攻擊孫文為“馬騙”“棍騙”，甚至多年以後，袁世凱編印《國賊孫文》時，還要從陶成章的傳單中取材。 陶成章、章太炎又要求孫文辭職，這次孫文直接給拒絕了。對於孫文來說，革命的成功就是他最大的信仰，為了它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因此，孫文希望每一個會員都能在他的領導下，以取得革命成功為目標，至於其他的，都要服從於這個目標。在孫文看來，革命的成功，需要有堅強有力的領導。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孫文都是“獨行俠”，無人可商量，也無人可幫助，難免養成專斷的作風。就拿他幾乎從不向大家匯報他掌管的經費的使用情況來說，孫文其實也有自己的苦衷。 為了壯大革命的聲勢，有時候明明只籌了5萬，孫文能說出來是20萬，剩下的15萬就說不清楚了；有時候他明明只給了某位同志活動經費2000，到了孫文嘴裏，成了三四萬，風聲傳出去後，這位同志就百口莫辯了，最後就怨恨孫文。孫文對這一切采取的是“清者自清”的態度，但在其他人眼裏，這當然是一種專斷。 黃興寫信給陶成章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們維護同盟會內部的團結，而陶成章的回復是：“我與孫文勢不兩立，同盟會中有孫沒我，有我沒孫！” 兩次“倒孫風潮”之後，章太炎和陶成章這兩人幾乎“逢孫必反”。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太炎在東京宣布脫離同盟會，恢復成立光復會，他們收留了同盟會中對孫文和“孫派”有意見的會員，以同盟會反對派的面目出現。自此，同盟會中已經沒有光復會了。 所有人都沒想到，另外一個大佬也將脫離同盟會，他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對孫文也很是敬佩，立志當孫文的“親密戰友”，但在同盟會成為同事之後，這種敬佩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在孫、黃的“爭會旗”事件中，宋教仁支持黃興，他在日記中寫道：孫文平日不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黃興之所以爆發，是這些“惡感”堆積於心，不過是找個機會爆發而已。 和黃興一樣，在對待與日本的關系上，宋教仁並不贊同孫文的做法。日本政府雖然“支持”革命，但更有吞並大清領土特別是滿洲的野心，甚至“支持”革命原本就是圖謀不軌。在孫文看來，革命黨人不能在任何方面“幫助”滿清政府，哪怕是涉及領土的問題。相反，只要能夠獲得日本對革命的支持，承諾一些“不具備革命性”的條款也是可以的，比如把滿洲出讓給日本。而當宋教仁偶然獲悉日本政府有吞並滿洲間島地區的圖謀時，他立即運用資料，撰寫了《間島問題》一書，從歷史和國際法角度揭露並駁斥日本的圖謀，最終使得朝廷成功地維護了對間島的主權。 在章太炎與陶成章的兩次“倒孫事件”中，宋教仁都沒有站到孫文這一邊，孫文以及他的親信陳其美等人對宋教仁頗有看法。和章太炎以及陶成章的經費糾紛不同，宋教仁還與孫文存在著巨大的“價值觀”上的差異。學法律的宋教仁一直注重追求一種程序正義，在宋教仁看來，不是一個人三觀正了，做什麽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反過來，一個人做什麽事情都做得妥當，他的三觀才會變得越來越正。在同盟會裏，宋教仁擔任的是司法部的檢事，可以說他原本就是站在“監督孫文”的立場，即便是革命真的很艱難，但在任何一個組織裏，法律是不需要權力來支撐的。法律原本就是限制和制衡權力的，他去監督孫文是天經地義之事，否則就是違背了同盟會的立會原則。同時，也正是因為革命還沒成功，才更加需要在革命的過程中注意程序正義，否則，革命的意義又在哪裏呢？ 宋教仁幹脆辭去同盟會裏的職務，只是沒有脫離會籍，這意味著宋教仁雖然沒有與孫文公開沖突，但也在事實上和孫文以及同盟會分道揚鑣了。他對日本朋友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領出現之前，努力鉆研有關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 1910年，宋教仁又與日本朋友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為了革命以及個人前途，宋教仁已經對同盟會以及孫文本人都喪失了信心，他已經表現出了另辟蹊徑的意圖。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最後一個人也會棄同盟會而去，他就是孫文本人。1910年2月，孫文在舊金山建立同盟會分會時，已經正式廢除了同盟會的名號，改為“中華革命黨”，同時通知南洋的隊伍也一律照改，只是由於大家還是習慣稱同盟會，用這個名號在籌款和發展會員方面也有更大的市場，改名之事最後不了了之。 好吧，到1910年時，僅僅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國同盟會，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即使作為一個松散的革命組織聯盟，也不復存在了。“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者之命！”章太炎的這句話雖然有些偏激，但也不無道理。革命是一項新興的事業，革命和革命者本身都還很幼小，都需要成長。需要成長的包括孫文、黃興，也包括“反孫”的章太炎、陶成章和宋教仁。 現在我們知道了，對於革命陣營來說，連續九次起義失敗並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恰恰是當時大家都不怎麽在乎的同盟會組織的潰散。有句話說得好，軍事不過是政治的延續。如果同盟會這個組織還很強大，起義失敗了，還可以依靠組織的力量再一次發動，否則，即使起義僥幸成功，背後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支撐，也會很快走向潰敗。 這就是說，革命陣營的根本問題是：當他們為古老中國尋找一種合適的政治制度的時候，無論是同盟會還是其他組織，都還無法取代滿清統治集團成為新的政黨，它們還無法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勢力而登上歷史舞台；這並不是早已經千瘡百孔、破敗不堪的大清國家機器太強大，只是同盟會等任何革命組織都還太弱小。 有一個人即將登上歷史舞台，在各方勢力的合力、絞著之下，他最終將從朝廷最高領導人手中取走退位詔書，終結這個人心離散的大清王朝。他就是袁世凱。而一切的事情都要回到1906年11月，從袁世凱的第一次君主立憲制改革失敗之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