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第6/13頁）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令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關於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講到了，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卻只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個字的含義是：

1. 作者是嘉靖時人。

2. 作者是大名士。

3. 《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

幾條嘉靖時代若幹大名士都可適用的規限，更不妙的是他指這書是“指斥時事”的，平常無緣無故的人要指斥時事幹什麽呢？所以顧公燮等人便因這一線索推斷是王世貞的作品，牽連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康熙乙亥（1696）刻的《金瓶梅》謝頤作的序便說：

《金瓶梅》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或雲即出鳳洲手。然洋洋灑灑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嘆。

到了《寒花盒隨筆》《缺名筆記》一些人的時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一直到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還認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於王世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乃斷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為賢者諱歟！

其實一切關於《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應該根據真實史料，把一切荒謬無理的傳說，一起踢開，還給《金瓶梅》以一個原來的面目。

第一，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抓住它的要害點，關於《清明上河圖》在上文已經證明和王家無關。次之就是這一切故事的焦點——作《金瓶梅》的緣起和《金瓶梅》的對象嚴世蕃或唐荊川之被毒或被刺。因為這書據說是作者來毒嚴氏或唐氏的，如兩人並未被毒或無被毒之可能時，這一說當然不攻自破。

甲，嚴世蕃是正法死的，並未被毒，這一點《寒花盒隨筆》的作者倒能辨別清楚。顧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為王忬死後世貞還去謁見世蕃，世蕃索閱小說，因作《金瓶梅》以譏刺之。其實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初一日，歿後世貞兄弟即扶柩返裏，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後世貞即屏居裏門，到隆慶二年（1568）始起為河南按察副使。另一方面嚴嵩於四十一年五月罷相，世蕃也隨即被刑。王忬死後世貞方痛恨嚴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靦顏往謁賊父之仇？而且世貞於父死後即返裏屏居，中間無一日停滯，南北相隔，又何能與世蕃相見？即使可能，世蕃已被放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見？如說此書之目的專在諷刺，則嚴氏既倒，公論已明，亦何所用其諷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責嚴氏之作，亦何庸寫此洋洋百萬言之大作以事此無謂之諷刺？

再次，顧氏說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修工爛世蕃腳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說亦屬無稽，據《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所言：

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積失帝歡。

則世蕃之不能入直是因母喪，嵩之敗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擬，也和王世貞根本無關。

乙，關於唐順之，按《明史》卷二〇五：“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三十九年春卒。”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於京獄，時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於朝房？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又安能遣人行刺於順之死後？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可以把它牽就為王世貞，那麽，又為什麽不能把它歸到曾著有雜劇四種的天都外臣汪道昆？為什麽不是以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很多，又為什麽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後五子、續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們有什麽反證說他們不是“嘉靖間的大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