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軍兵

一 軍與兵

明初創衛所制度，劃出一部分人為軍，分配在各衛所，專負保衛邊疆和鎮壓地方的責任。軍和民完全分開。中葉以後，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軍和兵成為平行的兩種制度。

軍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自有軍籍。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戶部，匠籍屬於工部。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分開的。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應募，在戶籍上也無特殊的區別。軍是世襲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經為軍，他的一家系便永遠世代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直系壯丁死亡或老病，便須由次丁或余丁替補。如在衛所的一家系已全部死亡，還須到原籍勾族人頂充。兵則只是本身自願充當，和家族及子孫無關，也無固定的駐地，投充和退伍都無法律的強制。軍是國家經制的、永久的組織，有一定的額數，一定的戍地。兵則是臨時招募的，非經制的，無一定的額數，也不永遠屯駐在同一地點。

在明代初期，軍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軍餉的大部分由軍的屯田收入支給。在國家財政的收支上，軍費的補助數量不大。雖然全國的額設衛軍總數達到兩百七十余萬的龐大數字[139]，國家財政收支還能保持平衡。遇有邊防屯田的收入不敷支給時，由政府制定“開中”的辦法，讓商人到邊塞去開墾，用墾出的谷物來換政府所專利的鹽引，取得買鹽和賣鹽的權利。商人和邊軍雙方都得到好處。

兵是因特殊情勢，臨時招募的。招募時的費用和入伍後的月餉都是額外的支出。這種費用原來沒有列在國家預算上，只好臨時設法，或加賦，或加稅，或捐納，大部分由農民負擔。因之兵的額數愈多，農民的負擔便愈重。兵費重到超過農民的負擔能力時，政府的勒索和官吏的剝削引起農民的武裝反抗。政府要鎮壓農民，又只好增兵，這一筆費用還是出在農民身上。

衛所軍經過長期的廢弛而日趨崩潰，軍屯和商屯的制度也日漸破壞，漸漸地不能自給，需要由國家財政開支。愈到後來，各方面的情形愈加變壞，需要國家的財政供給也愈多。這費用也同樣地需由農民負擔。同時又因為軍力的損耗，國防脆弱，更容易引起外來的侵略。衛軍不能作戰，需要募兵的數量愈多。這兩層新負擔，年復一年地累加，國家全部的收入不夠軍兵費的一半，只好竭澤而漁，任意地、無止境地增加農民的負擔，終於引起歷史上空前的農民暴動。政府正在用全力去鎮壓，新興的建州卻又乘機而入，在內外交逼的情勢下，顛覆了明室的統治權。

除中央的軍和兵以外，在地方的有民兵、民壯（弓兵、機兵、快手）、義勇種種地方警備兵。在邊地的有土兵（土軍）、達軍（蒙古降卒）。在內地的有苗兵、狼兵（廣西土司兵）、土兵等土司兵。將帥私人又有家丁、家兵、親兵。各地職業團體又有由礦工所組織的礦兵，鹽丁所組織的鹽兵，僧徒所組織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也有以特別技藝成兵的，如河南之毛葫蘆兵、習短兵，長於走山；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陘有螞螂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福建閩漳泉之鏢牌兵等。[140]

從養軍三百萬基本上自給的衛兵制，到軍兵費完全由農民負擔，國庫支出；從有定額的衛軍，到無定額的募兵；從世襲的衛軍，到雇用的募兵，這是明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次之，軍因歷史的、地理的、經濟的關系，集中隸屬於國家，在戰時才由政府派出統帥總兵，調各衛軍出征。一到戰事終了，統帥立刻被召回，所屬軍也各歸原衛。軍權不屬於私人，將帥也無直屬的部隊。兵則由將帥私人所招募、訓練，和國家的關系是間接的。兵費不在政府的歲出預算中，往往須由長官向政府力爭，始能得到。同時兵是一種職業，在中央權重的時候，將帥雖有私兵，如嘉靖時戚繼光之戚家軍，俞大猷之俞家軍，都還不能不聽命於中央。到明朝末年，民窮財盡，內外交逼，在非常危險的局面下，需要增加龐大的兵力，將帥到處募兵，兵餉都由將帥自行籌措，發生分地分餉的弊端，兵皆私兵，將皆藩鎮，兵就成為擴充將帥個人權力和地位的工具了。

二 衛所制度

明太祖即皇帝位後，劉基奏立軍衛法。

《明史》卷八九《兵志序》說：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