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學校

一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統治權的法寶，是軍隊、法庭、監獄、特務和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辦事。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是紅軍大帥郭子興的親兵，一步步升官，做到韓宋的丞相國公，龍鳳十年（1364，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做吳王，四年後爬上寶座做明朝的開國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為國後，有的是隊伍，紅軍嫡系的，敵軍收買過來的，投降的雜牌軍，官民犯罪充軍的，不夠，再按戶口抽壯丁，總數約莫有兩百萬，編制作衛（師）所（團），分駐全國各地，執行武裝彈壓警戒的任務。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治國，而且，軍官大多數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即使有識字的，也不能做高級執政官，武人當政，歷史上的例子說明不是好辦法。結論是要治國必須建立一個得心應手，禦用的官僚機構，而官僚必得用文人。於是，問題來了。從朝廷到地方，從省府部院寺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得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明太祖，從哪兒去找這麽些忠心的而又能幹的文人？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元朝的舊官僚。除了在長期戰爭中被消滅了的一部分之外，剩下的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用威嚇手段，說是“智謀之士”，“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也不敢不來。[311]其余有的是貪官汙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懷念元朝的恩寵，北逃沙漠[312]，有的人厭惡、恐懼新朝，遁跡江湖，埋名市井[313]。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話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中原一帶，稍稍識字能辦公文的，投身台閣做吏，顯親揚名。南方的士人既不能從科舉出身，又不甘心作吏，境況日漸沒落，不免對北方的吏發生妒忌嫌恨的感情。[314]明太祖是南方人，當然不免懷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對皇家統治有嚴重損害的。[315]而且，辦公文的訣竅，程序格式條例，成為專業，不是父子，就是師徒世傳，結成行幫，自成團體。行幫是可怕的，把治權交給行幫，起腐蝕作用，更可怕。因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種種方法來防範、壓制。在明代，吏不許做官，國子監生有罪罰充吏役，便是這個道理。

第三只好任用沒有做過官的讀書人。讀書人當然想做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316]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內未統一，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有的人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

“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317]有的人顧忌的是做了官一有不是，有殺頭的，有戴斬罪辦事的，有鐐足辦事的，有罰做苦工的，有抄家的，甚至還有抽筋剝皮的刑罰。朝官上朝，戰戰兢兢，下朝回家，這天僥幸平安，便闔家歡祝（詳見作者《朱元璋傳》）。做官固然可以發財，可是，要拼著命，甚至帶上闔家闔族的命，有一些人是要多多考慮的。明太祖要讀書人出來做官，還是有人借故逃避，沒辦法，甚至立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不肯做官就要殺頭的條文，也可以看出明初官僚人才的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了。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稱為薦舉。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來便做尚書府尹、副都禦史、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318]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適合新朝的要求。

舊的人才不夠用，只好想法培養新的了。明太祖用自己的訓練方法，造成大量的新官僚。這個官僚養成所叫作國子監。《明史·選舉志》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二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志》以外，關於南京國子監的，有黃佐的《南廱志》，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志》。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明初制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做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以此，學校是做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占了做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人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做個掛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只剩下一個招牌了。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系，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