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第4/11頁）
《易·系》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只是稍先於太史公。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孔子與六經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雲霧。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 《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附《易》於宋，由這看來，顯系後起之說。而且現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藏》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則傳說之出自孔門，絕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且商瞿不見於《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系》不同。
《詩》 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看《左傳》《論語》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孔子於刪詩何有焉。
《書》 也是如此。但現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現在的今文面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刪，毋寧謂是伏生所刪。終於《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 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 至於《春秋》和孔子的關系，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現在先別說一句。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歷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一層一層地剝去，孔丘真成空丘（或雲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歷史上的人。但這話究竟是笑話。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那麽，困難又來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並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孔子以什麽緣由享大名雖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於他是大人物，也必由於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不特孔丘未曾刪定六經，即令刪定，這也並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後來也以別的緣故做起了皇帝。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於乘障落頭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於六藝，便至於終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漢朝歷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後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優倡之所蓄”也。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刪述六經，也但等於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現在我們舍去後來無限的孔子追加篇，但憑《論語》及別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我們說，孔丘並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於《詩》《書》的研究與了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後的顧頡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他是遊談家的前驅。遊談家靠有題目，遊談家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匯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於是乎“太山北鬥”，公卿折節了。
孔丘就是這樣。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匯是什麽？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後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平王東遷後的兩個局面，是內面上陵下僭，“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麽“紅禍白禍”，一齊都有。這個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大夫專政，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並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至於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應這局面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一面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一面抱著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論語》上孔子談政治的大節，都是指這個方向。說正名為成事之本，說三桓之子孫微，說陪臣執國命，論孟公綽，請討田氏，非季氏之兼並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樣熱烈地稱贊管仲。“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但雖然這般稱許管仲，而於管仲犯名分的地方還是一點不肯放過。這個綱目，就是內裏整綱紀，外邊攘夷狄，使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借用一位不莊者之書名，正所謂“救救文明”（Salvaging the Civilization）。只有這樣題目可以挪來為大本；也只有這個題目可以挪來說諸侯；也只有以這個題目的緣故，列國的君覺著動聽，而列國的執政大臣都個個要趕他走路了。頡剛：你看我這話是玩笑嗎？我實在是說正經。我明知這話裏有許多設定，但不這樣則既不能解孔子緣何得大名之謎，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較有道理的孔子傳說聯合貫串起來。假如這個思想不全錯，則《春秋》一部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系不能一言斷其為無。現在我們對於《春秋》這部書，第一要問它是魯史否？這事很好決定，把書上日食核對一番，便可馬上斷定它是不是當時的記載。便可去問，是不是孔子所筆削。現在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麽確據去肯定或否定，現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即令《春秋》不經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後不久而出的著作，這著作固名為《春秋》或即是現在所存的“斷爛朝報”。即不然，在道理上當與現在的“斷爛朝報”同類。所以才有孟子的話。這書的思想之源泉，總是在孔子的。既認定綱領，則如有人說“孔子作《春秋》”，或者說“孔子後學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沒有原理上的分別。公羊家言亦是屢變。《傳》，《繁露》，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論與“泰甚”，去枝去葉，參著《論語》，旁邊不忘孟子的話，我們不免覺得，這公羊學的宗旨是一個封建制度正名的，確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確不類戰國中的背景，尤其不類漢。三世三統皆後說，與《公羊》本義無涉。大凡一種系統的偽造，必須與造者廣義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與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許多是漢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實不與漢朝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