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第2/11頁）

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麽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緣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麽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忌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麽！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此特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我看見的你的文並不全，只是《努力》上，《讀書雜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號未見過，十四號後也未見過）所登的。我見別處登有你題目，十四號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來禹的一個次序，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黃帝、許由、倉頡，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歷時變的。龜甲文上成湯並不稱成湯。《商頌》裏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於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誥》裏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別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於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滿酋玄燁諛孝陵的話）。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裏興，文王以百裏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诐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诐行的冢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後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豈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著頭腦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作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實新學偽經，便是清朝的康有為作的。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只是所習慣的環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著，簡直使孔丘活受罪。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著哩。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歷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滅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復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它是個“大小總匯”，只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什麽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來。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其中好些只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丟去。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於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寫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