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生死攸關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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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昭儀的枕頭風吹散了元老重臣的舍命極諫，至高無上的皇權戰勝了強勢的朝臣的重權。高宗鐵了心地要將武昭儀送上皇後的寶座，更重要的是借此奪回失控的皇權。其實武昭儀得寵的另一個原因，不外乎是高宗與長孫一派的君權與相權之爭在這時候已經達到了必須解決的臨界點。

武昭儀的出現，為高宗收復權力失地帶來了巨大的決心，也帶來了現實的可能性。

正因為有這些政治因素在，武昭儀的躥升以及爭寵鬥爭中的殘酷性，才有合理的解釋，才不至於僅僅是一場低俗的爭風吃醋。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九月以來，武昭儀的陣營逐步發展壯大。繼許敬宗成為禮部尚書，幾乎被長孫無忌貶到蜀地的李義府，在緊要關頭反敗為勝，成為中書侍郎。此消彼長，長孫集團的幾員主將相繼被貶。

唐高宗李治已經使盡所有力量，和長孫無忌等朝廷元老重臣直接對抗，甚至把褚遂良從宮中趕了出去，今日的高宗已非昨日的高宗，更不是以前那個長孫無忌說一句話，他就會自動退縮順從的高宗。

消息迅速傳播開來，滿朝文武都大為驚駭。與長孫無忌一條船上的韓瑗當即入奏，高宗不聽；次日，韓瑗再度勸諫，說到激動之處，還配合著潸然淚下。高宗根本不吃這一套，讓侍衛將其拉了出去。韓瑗仍不罷休，再次上疏，但不管他如何上疏，高宗根本聽不進去。

韓瑗甚至在他的奏章裏直接用“妲己傾覆殷之社稷，褒姒滅了赫赫之宗周”這樣的句子。武昭儀若是妲己、褒姒，那麽高宗皇帝又豈能逃脫亡國之君的罵名？

以前和韓瑗共同反對高宗皇帝為武昭儀專設“宸妃”事件的中書侍郎來濟，也上疏進諫：“王者之後，必慎選名門深閨淑女。以賤妾為後，將絕滅皇統，傾覆社稷……”，這樣的話，武昭儀又怎會不介意？尤其是“賤妾”那樣的字眼，像一把刀子戳痛了她的內心。

立後之事遭到那麽多宰相的堅決反對，高宗皇帝難道真就毫無顧忌？

就當時的勢力和影響而言，敢和他這個皇帝公開叫板的人，只有長孫無忌和李。長孫無忌就不用說了，李也是開國功臣，是顧命大臣。可眼下，他是只顧自己的命，根本顧不上別人的命。

李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巨大，堪稱軍方在朝中的代言人。也就是如果他不反對，那麽高宗立武之事也就等於成功了一半以上。至於褚遂良，他不過是長孫無忌龐大文官勢力中的一員幹將；韓瑗和來濟也是如此，不過他們的影響力要比褚遂良略遜。

要在廢後立武這件事上得到這幫人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高宗皇帝決定先從李那裏尋找突破口。身為顧命大臣，只有李在這件事上始終保持沉默。既然信任沉默是金，就說明他的內心還在掙紮，還沒有做出利益的最後取舍。

不到最後一刻，一切皆有可能。

再者說，那些文官只會和自己唱反調，最狠的做法莫過於褚遂良這號人，不是亂丟笏板，就是拿自己花崗巖的腦袋去撞柱子。李是個武官，武官長刀出鞘，隨時可以讓人掉腦袋。興國安邦文官最拿手，搞政治鬥爭時軍隊是最好使的。有誰見過文官罵人把別人腦袋罵掉的。

所以對高宗而言，長孫無忌的支持與否固然很重要，但作為軍方代表的李的那一票更關鍵。等到李朝見，高宗皇帝就當面詢問他：“我想立武昭儀為皇後，但褚遂良等人反對。他是顧命大臣，我又不能不聽他的，難道立後之事就這樣算了嗎？”

李回答：“立誰當皇後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問外人？”

高宗懷疑自己聽錯了，能夠得到李的支持，他的心情一掃前些時日的陰霾。

李早就看出來了，高宗立武昭儀為後的心志越來越明朗化，長孫無忌的反對態度也越來越堅決。在雙方你來我往這段時間裏，李沒有將自己的態度公開化，是因為他既不願得罪高宗皇帝，也不願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發生正面沖突，所以就一直稱病不出。

李之所以沒有和長孫無忌等人抱團，是因為自己的出身。他不是貴族出身，是貧窮農家子弟，少年時期憑借著野心與一副不服輸的勁頭混跡草莽。李的世界觀和長孫無忌這樣豪門貴族出身的人是迥然不同的。

天下安定，人們越來越注重家世與出身，官吏非名門貴族之後不可。當年的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中，長孫無忌名列第一，李位列倒數第二。

這個差別顯然是巨大的，這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著一個從政者的資歷、威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