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後的新問題（第4/7頁）

然而問題就在這裏，雖然名義上工資相當，但是實際的生活質量卻有天壤之別，因為工人僅依靠工資來達到一定的生活質量，而公務員可以通過對組織資源的控制而形成隱性收入，進而提高其生活質量。這種隱性收入，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金錢的，有實物的，有物質的，有精神的，“工資基本不動”這一坊間流行語基本揭示了普通工人與公務員生活質量差別的關鍵。

1978-2006年，我國辦公費、會議費、差旅費、培訓費、考察費等各種費用包括在內的公務活動費用從41.9億元快速升到6149.4億元，年均增長率13.4%。7792011年國家稅務總局（含國稅系統）接待費平均每天267萬元。780在這大批的費用裏，有多少是直接轉化為公務員個人消費的，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從國家三令五申強調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禁止以培訓考察為名變相在境內外公費旅遊、禁止公車私用等就可以看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除各種通過合法途徑轉化來的隱性收入外，還有大量的通過非法途徑產生的隱性收入，從查處的腐敗官員各種數據，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為此，1988年1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懲治貪汙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還專門設立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官員與普通人生活的差距到底在哪？收入本身並不代表什麽，關鍵是生活的品質。2000年，隨著廈門遠華走私案的查處，總投資1.4億的“紅樓”吸引了所有人的好奇心，紅木桌椅、雙人蒸氣式沖浪浴缸、俯仰起伏可調控的按摩床、雙人舞池、情調酒吧、小電影院及絕色服務人員等都強烈刺激了所有人的神經。2008年，“最牛房產局長”周九耕被網爆抽1500元一條的天價香煙，戴名表、開名車等問題，也引起社會輿論極大關注。

第三個是普通群眾與富裕階層的比較。

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會去關心基尼系數，也不會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去分析階級，而是直接從窮和富的角度去劃分人群，在他們那裏，窮人還是富人，比資本家還是工人更敏感，更直觀，更能引起人們的認同。

到底中國有多少富人？他們富到什麽程度？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與凱捷咨詢聯合發布的2011年《亞太區財富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內地的富裕人士達53.5萬人，財富總額達到2.66萬億美元。而這裏的所謂富裕人士是指至少擁有1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38萬）凈資產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消費型產品與耐用品。他們到底過著什麽樣的生活呢？2010年4月至11月間，《胡潤百富》訪問了401位個人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中國富豪，平均擁有3.3輛車、3.7塊手表，平均年消費為190萬元，喜歡旅遊、高爾夫、紅酒、威士忌、珠寶和古代字畫。781

人們都希望富裕，我們也希望這個社會的所有人都過上富裕的生活，然而現實總是很殘酷的，與大量富人同時存在的是更大量存在的貧困人口。2011年，中國貧窮人口1.28億，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近十分之一，而這個貧困標準，只是每年純收入2300元，平均每天6.3元。782當然，這種比較容易使問題擴大化，因為這部分窮人和富人不是生活在一個圈子裏的，但是現代媒體的發展卻在不斷地強化這一反差所產生的作用，這是不可扼制的歷史趨勢。

問題三，環境汙染。

新中國成立之初，工業化是整個中國的夢想，1958年，全國為實現1070萬噸鋼而大煉鋼鐵，但是二十年過去了，工業化的目標不僅沒有實現，全國1/3的人口還處於不能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線之下783，工業化目標的重要性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讓位於解決人們溫飽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不僅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吃穿住用問題，而且工業化的程度也遠遠超出了五十年代人們的想像範圍，2010年時，中國鋼鐵產量已超過6億噸784，相當於1958年人們遠大理想的60倍；工業總產值70萬億785，是1957年工業總產值的900倍。786

歷史的發展總是超出人們的預料，五十年代人們對於工業化的熱切追求，最終導致了三年的大饑荒，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於溫飽的追求卻推動了工業的大發展。2010年我國農林牧漁業累計總產值不到7萬億元787，而工業總產值則已達到70萬億元，相當於農業總產值的10倍；即使是農業，沒有農藥、化肥、機械化、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產量嗎？所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代中國的偉大成就是建立在現代工業的巨大成就的基礎上的。

然而，工業化的巨大發展是在不斷地提高人們的幸福指數嗎？改革開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時候，人們對於工業發展所產生的自豪感與幸福感是相同的嗎？當我們離理想越來越近時，我們是不是又產生了新的欲望？正是這些新的欲望、新的追求使我們伸手接過上帝遞給我們的蘋果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原來這個蘋果上有兩個巨大的蟲眼。在我們在享受發展這個蘋果的同時，也在越來越大口地咀嚼著發展帶給我們的“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