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後的新問題（第2/7頁）

李昌平的表述是否代表了中國農村的普遍性呢？2000年，他被《南方周末》評為年度人物，《南風窗》主編秦朔稱其為“一個時代的發言者”，僅從這一點，足以說明它所反映的問題的普遍性。

2005年之前766農民生活的壓力是巨大的，為了擺脫這一巨大的生活壓力，為了使自己豐衣足食，為了使子女能完成基本的教育，為了使全家能夠趕上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共享改革成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湧入城市，成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一個新興群體——農民工。

1999年，在2.2億從事非農勞動的農村人口中，至少有2億人屬於農民工，他們占全國總人口的15.9%，占全國就業人員總數的28.3%，占農村就業人口總數的40.3%。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農民工占全國工人總數的50%以上，在產業工人中占57.5%，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37%。767進城之後的農民，是否享受了城裏人同樣的待遇呢？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這樣描述進城之後的農民工，“幹的是我們社會中最苦、最累、最臟、最險的工作”，768“從事的是城市居民不願幹的工作，而他們的工作時間最長，獲得的報酬最低。跟城鎮正式工人相比，他們獲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三同三不同’地位”769，“盡管他們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到年終還不能按時拿到工資，2003年全國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總額高達1000多億元。”“他們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待遇。許多農民工居住在最臟的、最簡易的房子或工棚裏，沒有幹凈的飲用水，也沒有衛生設施，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他們不但工作很辛苦，而且工作之余還可能沒有人身自由，過著現代‘包身工’的生活。在城市，農民工還受到社會的排斥和歧視，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把城市的亂、臟、差問題都歸罪於農民工。”“進城的農民工一邊為城市貢獻了青春、汗水甚至鮮血，一邊承擔著傷病、養老、子女教育的重擔，得不到城市社會的支助。”770

奔向綠皮車的人們

2005年7月至10月，《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對湖北農民工彭紅平進行了持續115天的跟蹤采訪。在這115天中，彭紅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睡馬路的日子有68天，吃不飽飯的日子有70多天，生病2次，被偷1次，被打2次，被騙3次，自殺未遂1次，無錢買票回家3次771。

當然，只關注現象的農民們並不關心這些數據，學術的研究也不能引起全社會的強烈反響，真正展示這些數據嚴重性的是不斷發生的轟轟烈烈的標志性事件，正是這些因矛盾沖突而產生的悲劇才真正刺痛人們神經，並揭示問題的嚴重性。

2003年，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前往網吧的路上，因不能出示暫住證，被警察送至廣州市“三無”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受到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蠻毆打，於3月20日死亡。在社會上掀起了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人們也開始反思：是否應該把農民工和流浪人員相同對待？

2005年5月，28歲的甘肅農民工王斌余向工頭吳新國討薪未果，爭執過程中被打，王斌余掏出隨身攜帶的折疊刀連刺47刀，捅死4人、重傷1人，“刀刀致命”，被判死刑。在新華社、新京報、南方都市報等多家媒體的關注下，引起了人們對農民工討薪成本、生存狀況及精神狀況的極大關注，王斌余成為“孫志剛一樣的歷史標志性人物”。

2009年，河南新密市人張海超被北京多家醫院確診為塵肺病，但法定職業病診斷機構鄭州職業病防治所的診斷結果為“無塵肺”，被逼無奈的張海超主動爬上手術台“開胸驗肺”，轟動全國，引發人們對農民工群體職業衛生境況的擔憂。

2010年，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環“十四跳”，引發人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生存境況和心理壓力的擔憂。

農民工的午餐

2012年11月30日，一位叫劉紅衛的農民工死在了鄭州的一座立交橋下。2012年12月22日晚，《中國財經報道》播出了《大橋下的冬天》，再次引起人們對於農民工的生活狀況及境遇的關注。

無論如何，曾經是中國革命主體的農民，曾經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奉獻出口糧的農民已經成為當代社會最大的弱勢群體，在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隊伍裏，他們沒有擠到前面去，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裏面有他們自身的能力問題。

問題二，貧富差距問題。

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並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後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