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後的新問題（第3/7頁）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回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提問時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773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又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774

中國共產黨領導群眾鬧革命，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的統治與剝削、改變兩極分化的狀況；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擺脫普遍的貧困，使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我們知道，中國的百年夢想，不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它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還是中國千百年來傳統的價值取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每個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們是在不斷地走向共同富裕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直是我們走向共同富裕的手段，但是現在，這一手段是否正異化為不可扼制的趨勢呢？它是否是在讓社會主義的中國“走了邪路”呢？

現代學術界判定社會貧富差距的程度時通常使用基尼系數，它是由經濟學家基尼在1922年時提出來的，其值在0和1之間。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趨向平等，趨向1就表示收入分配趨向不平等。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較大，當基尼系數達到0.5時，則表示收入懸殊，如果到了0.6，問題就有點嚴重了。

197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202775，自2000年開始越過0.4的國際警戒線，達到0.412。後逐年上升，到2008年達到最高點776。

秤裏稱出來的是公平嗎？

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貧富差距的客觀標準，學者們總是依據這一標準去分析問題。但是大家應該知道，貧富差距本身不是問題，因貧富差距而產生出來的心理壓力才是問題的關鍵。同樣的貧富差距必然產生同樣的精神負擔，進而產生同樣的矛盾沖突嗎？肯定不是的！因為矛盾的產生是建立在個人的主觀判斷基礎之上的，是客觀見諸於主觀的東西，它受地域、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是比較大的。譬如，中國的幅員是遼闊的，東西部地區差距是顯著的，但是東西部的貧富差距卻並沒有讓人們強烈地感受到。為什麽？就是因為這種貧富差距是超出人們比較範圍的。人們的貧富比較是與他和被比較方的距離呈反比的關系的，人們總是側重於和自己靠得比較近的人比較。這就是為什麽住在上海的和住在河南偏僻地區的同樣貧困的農民他們的感受是不同的原因。所以說同樣大小的基尼系數在大國和小國給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人說基尼系數並不適合於我們中國，這也是一條重要的原因。再譬如，同樣的基尼系數，對於挪威、中國、印度或南非來講，它對人們的刺激作用又是不同的，這是由於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不同造成的。

現代中國，雖然就業矛盾問題突出，但是客觀地說，一個人只要放棄比較，他總能找到滿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工作，也總能使自己衣食無憂。然而問題恰恰在這裏，人是需要不斷地比較的，不僅歷史地豎著比較，而且現實地橫著比較，在媒體發達、信息通暢的現代社會，人們的神經不斷地被三個強烈反差的比較刺激著：

第一個是普通員工與公司高管的比較。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勞動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十一五”期間，公司高管人員年薪水平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萬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萬元，平均每年遞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遞增速度達到57.19%。此外，部分行業企業高管年薪已經達到上千萬元，2008年，中國平安老總馬明哲年薪6616萬元，這一數據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另根據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一項調查，兩成職工五年間從未漲過工資，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這一差距，在1979年僅為1.18倍。777

第二個是普通工人與公務員的比較。

從工資收入來看，普通工人與公務員的差距並不明顯。1978-2006年，全國行政人員人均工資從655元增長到22883元，與同期全國職工人均工資從615元增加到21001元的增長速度基本持平。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