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其人（第2/5頁）

康有為像

秀才也沒考上的中年康有為，在吸引喜新求異的十八九歲青年學生方面還是有兩把刷子的，他講學的宗旨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所以學生誇他“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裏，康先生盡之矣！”266在這裏，他經常向學生們講解時事，介紹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一起討論拯救中國的方法，其教學手段與教學內容都是當時社會中較為少有的，梁啟超常用“大海潮音”、“獅子吼”來形容康有為的講課效果。他回憶說，每當康有為“語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動時“聯臂高歌，聲震林木”。在康有為的引導下，萬木草堂的學生“懍然於匹夫之責而不敢自放棄、自暇逸”267。就這樣，一個學術團體悄然轉變為一個具有明確目標的政治團體，在這裏，他成就了一支具有近代西學思想的維新變法隊伍。

在廣東的這段時間內，康有為結識了今文經學家廖平，從廖平的《知聖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啟迪，相繼寫出了《新學偽經考》及《孔子改制考》268，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人們歷來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細節問題我們後面會談到）。

知識只有和權力相結合，才能發揮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熱血的康有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於現實社會，必須要擁有權力。而在那個時代，想擁有權力，對於他來講，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行。

1894年，剛考上舉人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師生二人結伴北上，一起來到京城參加進士考試，但兩個人都沒考中。

1895年，師生二人再次結伴北上，來到京城，會試結束，等待發榜。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紛紛上書聲討李鴻章的賣國行為。深感“士氣可貴”，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上清帝第二書》）然而這次上書仍未能上達光緒。269

經過多次折騰，康有為名氣大增，許多官員都知道了這個反動的“狂生”。令康有為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895年這次會試的主考官就記住了康有為的名字，他就是“守舊，惡西學如仇”的大學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說，無論如何都要把康有為擋住。他跟副考官們通氣：凡是廣東考生中文章特別“出色的”，肯定是那個康有為寫的，見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結果，考官們真看到了這樣一份“出色的”試卷，經過對文章立意、觀點和風格的分析，認定無疑是康有為所作，於是立即“棄置一邊”。由於文章寫得實在是才華橫溢，一位副考官還在這份試卷的卷末寫了兩句俏皮話：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惜哉惜哉！然而誰知道這份被認定是康有為的試卷，竟是梁啟超的。康有為在這次考試中，一反常態，突然間規矩了，老老實實地寫了，沒被考官們查出來。發榜的時間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後操作沒操作成，成績公布了就沒辦法了，必須按規矩給進士授官。據說，徐桐當時“既怒且慚，歸語門者，康如來謁，拒不納”。

郁悶的不僅僅是徐桐，康有為也很郁悶，最後被授予的官職幾乎令他絕望——工部主事，這個小官對他實行變法、改造社會的偉大理想幾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清帝國給他的這個台階不夠高。

為實現理想抱負，康有為仍以文字為武器，以“上書”為敲門磚，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一日，康有為又上書光緒帝《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呈》，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書》。有志者事竟成，《第三書》終於送達光緒帝，並且深深打動了光緒帝，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命令軍機處王公大臣對其內容詳加討論，並下令將《上書》抄寫4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後，一份留軍機處，分發各省督撫將軍閱讀，一份存乾清宮光緒寢處，一份存勤政殿備覽。

收效顯著，趁熱打鐵，康有為又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閏五月初八日，寫了《上清帝第四書》，正苦於投遞無門時，袁世凱主動幫忙交給督辦軍務處，卻又被榮祿拒絕。第四書終究沒有上達光緒帝，但康有為卻因此對袁世凱有了好感。

上書的門路被堵，康有為的傾訴對象開始轉向士大夫，於是創辦《萬國公報》271，於1895年8月17日創刊，“遍送士夫黨人”，使其“漸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成立強學會。12月16日《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發刊一個月零五天，即遭封禁，1896年1月20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