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的洋務派（第4/4頁）

1875年5月，左宗棠奉命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新疆軍務。在新疆問題上，強硬的左宗棠與“善搞關系”的李鴻章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871年7月，沙俄武裝強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車、和田、阿克蘇、烏什、庫車懸掛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國旗並發行貨幣；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風，漂流到台灣南部，其中54人被台灣土著居民殺死，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國。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灣被殺為借口，於1874年4月組成“台灣生番探險隊”3000人，在瑯嶠登陸，牡丹社酋長阿實祿父子戰死。7月，日軍以龜山為中心建立都督府，修築醫院、營房、道路，並向後山南北各處番社分發日本國旗，準備久踞。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東西兩面都在受到敵人的威脅與侵占，在中國實力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國防建設的重點是在西邊還是東邊？

李鴻章於1874年12月10日上了一道《籌議海防折》，奏折中主張“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核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歸納一下主要有以下幾條理由：第一，“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而“東南海疆萬余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萬國構煽”，因此“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第二，如用兵西南，則“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余萬，徒收數千裏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為不值”；第三，對新疆的政策可“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一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酋，準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屬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可矣”。正因為如此，李鴻章強調，當務之急應當購買“鐵甲艦”，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

對於李鴻章的主張，湖南巡撫王文韶持截然相反的見解，他強調，“我師退一步，則俄人進一步，我師遲一日，則俄人進一日，事機之急莫此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挑釁於東南”210，因此，主張早日收復新疆，除王文韶外，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等也力陳抗俄的重要性。

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論”和以王文韶為代表的“塞防論”各執一詞，朝廷舉棋不定。於是密諭左宗棠，“現在通籌全局，究應如何辦理，著該大臣酌度機宜，妥籌具奏。”

1875年4月，左宗棠回奏了一篇5000余字的《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詳細論述了國防形勢，提出海防、塞防並重觀點，對於新疆，他認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陜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因此他指出，“若此時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裏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因此主張“烏垣南之巴裏坤、哈密，北之塔爾巴哈台各路，均應增置重兵，以張犄角，精選良將，興辦兵屯、民屯，招徠客、土，以實邊塞”，“至規復烏魯木齊，非剿撫兼施不可，非糧運兼籌不可。”不僅如此，左宗棠還在奏折中分析了新疆的人文、地理、糧運及征討策略等。211

“所見甚是”！212於是64歲的左宗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將肅州行營前移到哈密地區，用兵車拉著棺材，準備與俄軍決一死戰。一年以後，收復了除伊犁地區外的新疆全部領土。

1881年夏，左宗棠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4年6月，奉召入京，再任軍機大臣。時值中法戰爭，法國艦隊在福州馬尾發動突然襲擊，福建水師全軍覆滅，左宗棠奉命督辦福建軍務。

1884年11月抵福州後，積極布防，組成“恪靖援台軍”，發出了“渡海殺賊”的動員令，東渡台灣。

1885年6月9日，《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簽訂，左宗棠領銜反對，說“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還說，“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213。

然而不久（9月5日）病故於福州。跟孔子一樣，活了73歲。

對於左宗棠，歷史評價甚高，晚清有左宗棠，乃朝廷一大幸事，但只可惜他只是一地方大員，而不能主管全國政事，搞不過小他11歲的李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