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臯： 追憶廣州會議（第3/6頁）

科學家大提意見

熊：有中央領導號召大家提意見，省部級領導還帶頭進行自我批評，再加上1962年初中國的政治氣氛相對比較寬松，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科學家該提了不少意見吧？

薛：反右派運動之後，讓知識分子再次開口提意見，確實是比較難的。但是，聶榮臻的發言，尤其是陶鑄、範長江等高級領導人的檢討，還是把黨和科學家之間的距離給拉近了。科學家們開始響應號召。當然，要大家不怕打棍子、不怕戴帽子、不怕抓辮子，推心置腹，把可講可不講的話都講出來還是比較難的。從簡報上反映的情況來看，有些部委的專家一直都噤若寒蟬，而科學院的科學家發表的意見更多一些，這可能跟張勁夫、杜潤生等科學院領導的作風更開明有關。

雖然通過簡報也知道其他組的一些情況，但除大會發言外，我只親歷了生物組的會議。所以在這裏我主要介紹一下我最了解的生物口專家的意見。

生物組講的最多的是解放以後刮起的幾股“風”：“米丘林風”、“巴甫洛夫風”、“針灸風”、“總結農業豐產經驗風”（1958年時，中科院植物生理所黨委提出要把實驗室搬下鄉。所長、學部委員羅宗洛反對，但沒有任何作用，他反被貼大字報批判）、“抱大西瓜風”（比如人工合成胰島素，好多家都要搶著做。還有些單位設法包裝自己，想出名堂抱大西瓜。例如植物所就把去西藏調查植物的項目取名為“把高山荒漠變成花園”），等等。

農業組那邊，除“米丘林風”、“總結農業豐產經驗風”外，還有“下鄉風”、“綜合研究風”（反對單因子實驗，做實驗都得做多因子綜合實驗，結果弄得沒法分析）、“高產風”、“遠緣雜交風”（如牛和豬雜交），等等。

衛生組方面，則還有“綜合快速療法風”、“慢病快治風”、“柳枝接骨風”（就是用柳樹的枝條代替骨頭接骨）、“組織療法風”（就從胚胎、胎盤中抽取一些液體或組織，將其埋到切開的肌膚裏，或者注射到人體內，說那玩意能包治百病。那也是學自蘇聯，可能跟勒柏辛斯卡婭有關）等。衛生組的專家們還特別反對“批判西醫觀點”、“西醫不學中醫，只等於半個醫”、“在兩三年內找出對十大疾病有效的藥物”等口號。

有科學家反映，這些“風”一刮起來，就把科學的常規和方法都刮掉了。寫論文變得不按“老八股”，把過去人家的工作一筆抹殺不提，做實驗時也可以變得不要對比。而且，有風就要爭風，爭風必然吃醋，結果協作變得非常艱難。兩個單位協作，一旦成功，經常是一個單位跑出去獻禮、做報告，根本不提合作者。

熊：為什麽會有那麽多“風”呢？它們從何處而來？為什麽刮得那麽大？對於這些問題，當時可有總結？

薛：生物組對原因做過分析，別的組似乎沒有，至少從簡報中看不出來。生物組的總結是，那些風：（1）來自外國。所謂外國，就是蘇聯啦。我國搞“學習蘇聯運動”，結果把許多不好的東西學了過來。（2）來自領導。（3）來自宣傳報道。（4）來自名牌單位。所謂名牌單位，高教系統主要指北大等重點院校，科研部門主要指中國科學院的各研究所。這些單位怎麽做，大家都跟著上。（5）來自科學家。科學家做自我檢討，承認在自己的隊伍中也有少量興風作浪的。對那些“風”有異議的，也因為“怕吃虧”、“趕時髦”、“心中無數”等原因，未能發表意見堅持真理。平時大家都慷慨激昂說要做疾風中的勁草，但實際上“風”一吹來就都倒下了。

這個總結既批評了領導，又把自己擺進去了，雖然限於當時的形勢，在分析原因時也沒能說到點子上，但這幾點總結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熊：除了那些“風”，科學家們還有哪些意見？

薛：學術爭論政治化，這是每個組都批評的問題。這方面的例子很多。生物組的摩爾根遺傳學和米丘林遺傳學之爭當然不在話下啦。其他如農業、林業生產中的具體問題，像保花保果、疏花疏果之爭，也被上升到了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有關領導輕信了少量不疏花不疏果而增產的例子，根本就不考慮品種、條件、時間等因素，將這一栽培方法推廣到全國。持反對態度的人都被戴上兩條道路鬥爭、資產階級思想等帽子。

在紅松采伐和更新問題上，科學家和林業部門有不同意見。林業部門往往把樹木全都剃光，然後再種，這樣好進行機械化操作。但問題是紅松喜陰，沒有一個東西給幼樹擋光，它根本就長不好。所以科學家主張在砍掉大的母樹的同時，中、小樹還留著，以創造一個蔭蔽環境。這本來是一個生產和學術上的問題，可在反右派運動中，某森林工業局的黨委書記對這場爭論做了政治結論，說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把研究森林生物學規律的人說成是自然主義學派和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等，並在《紅旗》雜志和黑龍江林業雜志上發表了批判的文章。這樣一來，就誰都不敢講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