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臯： 追憶廣州會議

受訪人：薛攀臯先生

訪談人：熊衛民

整理人：熊衛民

訪談時間：2005年11月25日

訪談地點：北京中科院黃莊小區薛先生家

熊衛民與薛攀臯先生（右）（2005年11月8日馮慕蘭攝於薛先生家）

1962年的廣州會議歷來以一次重要的知識分子會議而知名。可是，長期以來，對它的研究還非常之少。就連其中最著名的陳毅副總理的講話，也只是在《陳毅傳》、《聶榮臻傳》，薄一波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等書中披露過冰山之一角。除了“脫帽加冕”，陳毅在那次會議上還講了哪些重要內容？為什麽那些話沒能傳達開？那個持續了近一個月的會議還討論過哪些重要問題？作為會議的親歷者，記憶力極佳而又喜歡收集史料的薛攀臯先生的回憶無疑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

薛攀臯，1927年生，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1951年畢業於福州大學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院部，從事生物學科研組織管理工作，歷任見習科員、科員、生物學部辦公室副主任，生物學部副主任等職，直到退休。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根據咱們的訪談計劃，今天該談1962年國家科委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了。您當時是什麽身份，在那次會議中做了哪些工作？

薛攀臯（以下簡稱薛）：當時，除在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當科員外，我還兼任國家科委生物學組的秘書。作為廣州會議的會務人員之一，生物組的會議記錄是我和國家科委農業司的楊挺秀兩人負責並整理的。那時候我們很辛苦。先得認真傾聽、做記錄。小組會議一完，馬上就要整理出紀要，送組長簽字。組長簽完字後，再將紀要交給簡報組，供他們挑選，重要的內容還要找講話者再核實。簡報印出來之後，我們再將其發給與會代表。

對研究廣州會議而言，那些簡報可是寶貴的材料。簡報的量很多，經常一天好幾期，整個會議下來，出了75期。它們比較活潑，編輯時的標準是：重要、及時、簡明。對於尖銳言語，登錄時一般用原話。因為它是只對內不對外的機密材料，所以看完後要收回。會議結束時，不但與會代表，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也都不準留一個紙片。這是紀律。包括我們做記錄的筆記本（上面發的），也得上交。我唯一保留的，就是允許抄在自己筆記本上的周總理、陳毅副總理、聶榮臻副總理的講話。這個筆記本在“文革”中被抄走，後來又發還了。

領導幹部帶頭檢討

熊：請您介紹一下會議的基本情況。

薛：會議由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副總理主持，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是東道主。與會的有310位科學家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主管科學技術工作的領導幹部100余人。會議召開的時間現在有兩三個版本，根據我的記錄，應為2月16日—3月12日。代表們住在廣州羊城賓館，全體會議和分組討論都在該賓館內舉行。

會議為什麽會選在廣州召開？我估計跟當時的經濟狀況有關。那時候糧食困難階段尚未過去，北京的供應還相當緊張。廣東氣候好，作物生長期長，供應情況相對比較充足一點。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在廣州的街上不用糧票就能買到紫薯，這在北京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廣州街上吃的花樣還挺多，這也是北京所不能比擬的。

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制訂《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方針、原則、具體方法等，另外也有貫徹“七千人大會”和《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的精神之意。為了開好這個會，聶榮臻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於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大躍進”以來科技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盡管放開膽子講。即使講錯了也不要緊，會議的原則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他還帶頭指出了前幾年科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我看，在我們科學組織領導工作中，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不夠實事求是，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不夠。比方說，我們的人力物力有限，國家對科學技術工作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我們還不能很好地根據這些實際情況來安排工作，力量沒有組織好，很分散。你搞一點，我搞一點，重復浪費很大。人才不配套，這裏一個，那裏一個。儀器設備也不配套。有些“熱門”課題，許多單位“一窩蜂”地去搞，而且互相封鎖，不肯分工協作，結果誰都沒有過關。

陶鑄作為東道主也講了話，他同樣要求大家暢所欲言，“把這三年‘大躍進’回顧一下，到底有多少錯誤，有多少正確”。為了營造一個提意見的氣氛，他更是一開場就向科學家道歉。他說：“這幾年我們搞了些瞎指揮。丁老（指丁穎）贊成多植，但不贊成植那麽多，我們反而跟他作鬥爭，現在證明他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已經做了三次檢討了。需要時還可以再做檢討。你們工作中的瞎指揮比我們少，我們做了許多蠢事情。”他坦率地承認，前些年，“我們對科學家的供應物資很少，精神鼓勵又差，甚至虐待”，“我們的缺點是民主不夠”。他還說：“工作有缺點會改的，我是有決心改的，黨內許多同志也是有決心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