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臯： 追憶廣州會議（第2/6頁）

在陶鑄的帶領下，一些領導人也做了自我批評。2月17日，中國科協黨組書記範長江在化學組的會議上說：

1960年在西安開的化學化工學會年會上，我對化學教學改革的問題，掌握上有片面性。當時超聲波和管道化運動把高等學校的化學化工課程沖擊得很厲害，許多教師感到照原樣，課是教不下去了。因此都要求化學化工會討論這個問題。我……沒有按照“雙百方針”辦事……結果使黃子卿、傅鷹等幾位不主張大改的人在會議過程中挨了批評，受了委屈……對此我負責，應向黃子卿、傅鷹先生等道歉。

中宣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也在會上做了檢討，其中心內容是自己不該支持宣傳農民放畝產萬斤的衛星。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裏談過這件事。

3月5日上午，陳毅副總理講話，轉述周總理的意見，對少數“不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工作有毛病，起碼是官僚主義、死官僚主義”，喜歡亂扣帽子、亂整人、“比較惡劣”的領導幹部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並要求他們“會後檢查自己”。次日下午，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秘書長杜潤生分別在生物組和物理組做了檢討。

張勁夫的檢討是我整理出來登到簡報上的，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著重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執行政策有片面性，沒有把科學上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界限劃清楚，致使下面出現了較大的偏差。比如某些青年被錯誤地戴上“白專”帽子，微生物所曾錯誤地用“科學工作中兩條路線道路鬥爭”的提法來批判老科學家（鄧叔群）。中科院黨組對這些偏差有責任。第二，工作中的浮誇和瞎指揮。在“大躍進”期間，黨組不該給各研究所施加很大的壓力。“胰島素人工合成、有機半導體，組織大兵團作戰，是浮誇風與瞎指揮的壞典型，院黨組要直接負責。1960年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北京地區是我親自督戰的，要各單位幾天內改變面貌。這類事情很多，這些都是我們直接領導的。至於各所工作中的缺點，有的雖未直接過問，也應由我們負主要責任。”

他還對產生以上缺點和錯誤的原因進行了檢查，將原因總結為“二無二不”：

二無，“無知識、無經驗”……作為黨的科學組織工作者……我們一度相信科學會超出常規，任意出奇跡，對自然現象本身固有規律重視不夠……

二不，是“不虛心、不民主”……如果說1958年的浮誇風、瞎指揮是由於無知識無經驗，尚情有可原。1960年又重新犯，則是由於我們不虛心、不民主。如果我們向科學家很好虛心學習、商量，起碼違反常識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1960年重犯1958年的錯誤，教訓是最沉痛的。我們決心改，請大家多幫助。

張勁夫的檢討是比較深刻的，但也只敢局限在自己這個層次，未能言盡其意，真往根子上說，去追究更上層的責任。杜潤生1955年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任秘書長時，就曾和部長鄧子恢一道，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到科學院後，他的院黨組副書記職務在“大躍進”期間又被毛澤東的一句話給免掉了。此時的他更不敢說什麽“大不敬”的言論。他在做檢討之前，首先為上層開脫了一番：

陳總講話中，談到科學工作中有些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就科學院的工作說，有許多缺點錯誤，主要責任應該在院黨組。不應該叫中央做檢討……工作中出了些問題，正是科學院黨組沒有很好貫徹執行中央政策的結果。

然後，跟張勁夫一樣，他主要檢討了科學院黨組的瞎指揮行為。他將黨組所犯錯誤歸為如下幾類：

1．我們自己出了些壞主意。如1958年5月間，“大躍進”時，中關村開躍進大會，實際上是用了擺擂台方法。會議是我發起的，從此助長了浮誇作風，說大話，說做不到的事情。物理所的“小太陽”也是那個時候提出來的……

2．學習別人的經驗，不問具體情況亂搬……

3．對下面的工作情況不明，一些不正確的做法，沒有及時發現、糾正。有些甚至默許、支持……

4．還有，沒有很好體會與執行好黨的政策……

在中關村設“躍進擂台”一事，我可以下次再跟你詳談。在這裏，只簡單說兩句。那個時候，各研究所都不得不上擂台說出自己的宏偉計劃，想法一個比一個狂妄。物理所提出要制造“小太陽”，用它把祁連山、天山等處的冰川融化，進而使大西北的沙漠變成億萬畝良田。那個時候的中國科學家夠浪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