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在科學和宣傳之間

受訪人：何祚庥院士

訪談人：熊衛民

整理人：熊衛民

訪談時間：2008年7月26日

訪談時間、地點：2013年12月27日、2014年7月30日，北京中科院黃莊小區何院士家；2014年5月28日、7月28日，北京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2014年5月9日，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

何祚庥院士（2013年12月27日熊衛民攝於何院士家）

2013年8月，《科學文化評論》發表了筆者對範岱年先生所作的訪談——《中國科學院內的老浙大人》，提及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一些早期的事務，包括一批原浙大地下黨員被打成右派，中宣部科學處和中科院的關系等。何祚庥院士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表示願意以歷史當事人的身份，提供一些新的史料。於是就有了筆者對何先生的多次訪談。在這幾次訪談中，何先生介紹了他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期間所親歷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包括20世紀50年代紅區黨和白區黨之爭、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爭、思想戰線的階級鬥爭、對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批判、科學界的反右派鬥爭、中科院黨組的幾次改組等，並談及1960年的“超聲波化運動”、1980年代錢學森和於光遠之爭。何先生還對這些事件的根源、背景、是非做了揣摩和分析。由於所談範圍很廣，遠遠超出筆者的知識面，所以筆者未能對其一一核實。由於所談內容很多，遠遠超出了公開刊物的容量，所以筆者不得不對其進行合並和刪削。不當之處，還望讀者和何先生見諒。聊可慰藉的是，第一、三次訪談的全文（共4.4萬字），已刊發於中科院內部刊物《院史資料與研究》2014年第2、4期。本篇的標題與注釋等為筆者所增補。

何祚庥，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年）。1927年生於上海，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1947年轉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51年7月畢業，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先在理論教育處，年底轉入新成立的科學衛生處，1956年11月起先後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機部九院、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何老師，很高興您能給我訪談的機會。在很久之前我就想訪問您，因為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您幾乎一直處在輿論的中心，不僅見證過諸多國家大事，還是不少歷史事件的當事人。

何祚庥（以下簡稱何）：是的。我官不大，可經歷的事情不少。

熊：科學界、理論界的事情您參與得尤其多。您早期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負責聯絡中國科學院，您的記憶對我們當前開展的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意義尤其重大。

何：是這樣的，我趕上了那個時代。

許良英等被劃為右派的深層原因

熊：我準備了一些問題。要不然我拿這些問題直接來問您？

何：你稍微慢一點，我先給你談一段關於許良英被劃為右派的事。我了解一些你們恐怕並不知道的事情，能對有關背景做點補充。你給範岱年整理的訪談中，提到一個關於對待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我背不下來了，你能不能背一下？

熊：“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何：這個方針的出台背景是白區的地下黨和南下的紅區黨之間爭奪功勞的鬥爭。戰爭年代，大家團結合作，現在取得勝利、開始建國了，功勞算誰的？雙方爭這個功勞。當然不會跟毛澤東爭功，但是白區的黨的確在跟紅區的黨爭功，在評定功勞大小方面，雙方有分歧，有矛盾。

熊：好多地方是和平解放的，白區的地下黨確實立了功。

何：問題是，和平解放的功勞究竟是地下黨的還是紅區黨的？當然決定性的功勞是紅區黨的。如果紅區黨不在軍事上取勝，不造成勢不可當的聲勢，僅靠你白區黨做政治工作，又怎麽可能取得和平解放的勝利？歷史上有個例子：韓信率大軍伐齊，在戰爭即將開始時，漢高祖派酈生說服齊王投降。該記誰頭功？為避免人們誤以為是酈生功勞更大，韓信發動突然襲擊，依然用武力攻占了齊國。

熊：您的意思是說，有些人覺得許良英他們想爭功勞、名譽、地位，所以在反右派運動中把他們打成了“右派”？

何：對。我認為這是許良英等人被劃為右派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在1957年，許良英倡議開個大會，“紀念於子三烈士逝世十周年”。於子三是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在學生運動中表現得十分英勇，於1947年被國民黨迫害致死。現在許良英要為他的戰友，開個紀念逝世十周年的紀念會。那麽人們會問，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犧牲的烈士千千萬萬，為什麽要在1957年單獨紀念這位死難烈士於子三？！在那個時期，我們受的教育是學生運動必須與工農運動相結合，也即廣大工農群眾是革命的主體，而學生運動最多是起配合作用。我們不會想到要紀念哪個學生運動多少周年。如果要開紀念會，更需要的是紀念劉胡蘭、董存瑞這種工農先烈。如果一定要紀念學生運動中的死難烈士，那首先是紀念抗戰時期在一二·九運動中的死難烈士，因為比起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一二·九運動影響要大得多！如果要紀念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那也一定是首先紀念一二·一運動中死難的四烈士，紀念1947年的五·二〇運動——“反饑餓、反內戰”，這些運動比“於子三事件”影響要大很多。1957年，正值五·二〇運動十周年，大家都沒有覺得需要紀念一下，突然間許良英倡議紀念“於子三事件”十周年。人們馬上就會想到，“一切對‘死人’的紀念，都是為了‘活人’”。活人是“誰”？當然就是時任浙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的許良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