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岱年： 中國科學院內的老浙大人（第2/12頁）

許良英調來還有個特殊情況。當時科學院的機關報是《科學通報》。1951年時，《科學通報》出了幾個政治問題。一個是轉載外電報道，說印度一個地方地震，而那個地方實際是屬於中國西藏的。把自己的領土當作是印度的領土，這當然是政治錯誤。還有一個是，毛澤東當時發表了《實踐論》，那被認為是一件大事，應該轉載、學習、討論，可《科學通報》沒什麽反應。所以，中宣部就讓龔育之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科學通報》，說是脫離政治，脫離實際。

熊：是中宣部讓龔育之寫的？

範：龔育之那時候在清華大學念書，還沒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過何祚庥讓龔寫一篇批評《科學通報》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批評《科學通報》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錯誤傾向的文章發表後，科學院很緊張，郭沫若院長、竺可楨副院長、陶孟和副院長以及編譯局楊鐘健局長都非常緊張。他們打聽到龔育之是老地下黨員龔飲冰的兒子，還在清華念書呢。後來，竺可楨就跟楊鐘健一道去找龔家找龔育之。龔育之有腎病，當時正在家裏養病。他們想把龔育之調來負責《科學通報》，可在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龔育之過去了。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範：對。何祚庥、龔育之都是中宣部從清華大學要去的。緊接著竺老就想到了許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調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發文件要求“技術幹部歸隊”，許良英才於1952年6月到科學院來。他一來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學通報》編輯室主任外，還擔任科學院團委書記等職。鑒於科學院急需人才，許還開了個名單，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吳洵高、我，以及他的愛人王來棣調了過來——我們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黨的。那個時候，“科普”、“科聯”跟科學院都在文津街3號同一個院內，那裏也需要黨員，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裏。

熊：當時實際是科學院代管“科普”，對不對？

範：它們都在文津街3號同一個院內，前面是科學院，後面旁邊是“科普”。黃繼武也是浙大地下黨的，他在“科聯”。他是從哪裏調過來的，我不清楚。本來說是要“歸隊”，所以我以為會讓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結果院部說不行，院裏黨員很少，你們都要留下來搞行政工作，結果把我留在《科學通報》當編輯。任知恕本來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調來後安排到幹部局。吳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編譯局，後來我隨著《科學通報》被分到學術秘書處，他還是在編譯局（後改為科學出版社）。王來棣原來是學歷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個人算是真正“歸隊”了，我們其他五人都沒有搞學術研究。

熊：她受命訪談中共的創始人，在20世紀50年代初還是很受重用的。

範：那當然啦。我跟王來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輛火車一起離開杭州的，王來棣手裏還抱著兒子許成鋼。我們從浙江省出來，到上海華東局組織部把組織關系轉到中央組織部，轉完以後，再從上海搭火車到北京。許良英到車站接我們，隨後我們還一道去拜望了範文瀾。範文瀾是從延安來的老黨員。

我在《科學通報》的工作

熊：他還是近代史所的所長。你們是幾月份到的北京？

範：1952年9月，正好科學院剛搞完思想改造運動。不久前，陳伯達到院裏來做了一個報告。他是科學院的副院長，但他不管科學院的具體事務。他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長都高，所以他到科學院做的這個報告很受重視，被作為黨在科學院工作的指導方針，發表在《科學通報》1952年第9期的頭一篇。

熊：我訪問過的科學家對他這個報告的評價還不錯。

範：他引了列寧的文章中的一句話，說不要強迫科學家、工程師信仰馬克思主義，要讓他們循著自己的途徑，通過自己的工作成果來接受辯證唯物主義。他說，科學院的共產黨員的任務是為科學家服務，給他們創造好條件讓他們好好做研究。當時對他的講話很重視，我們一來就被要求學習他的報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後來又調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黨員過來？

範：任知恕比我晚一兩個月到科學院，吳洵高也比我晚來一段時間。任知恕到幹部局之後，又調了不少幹部過來。你可以向他詢問具體情況。

熊：您到《科學通報》後，就直接做編輯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