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運動（第3/4頁）

此時，根據最近朝廷下達的命令，電報局已經停止拍發任何與鐵路相關的電報，股東會就強烈要求列席會議的商業廳廳長（勸業道）胡嗣芬、公安廳廳長（巡警道）徐樾，請他們轉呈趙爾豐代發，並且表示全體代表將在會場上集體靜坐，等待趙爾豐回音。

兩位被弄懵了的官員趕緊前往總督府請示匯報，沒想到趙爾豐痛快地答應了。兩位官員通過電話向股東會作了通報。於是，又一個極具儀式感的場景出現了：在主持人的指揮下，“會眾一起起立，對趙督表示謝意，然後散會”。

次日清晨6點，趙爾豐將此前一直負責與川路公司溝通的原勸業道、現提法司周善培請去，給他看了電報，說：“我已預備發了，幕府裏卻說發不得。”

周善培說：“論道理，是該代發；論事勢，發了之後，部裏不免懷疑大帥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後大帥再說話就有點為難了。幕府說發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帥想怎麽辦呢？”

趙爾豐是想請周善培拜訪下谘議局議長、保路運動的幕後主謀蒲殿俊，代為解釋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無奈，只好趕到蒲家。蒲殿俊還高臥未起，聽了之後，很生氣地指責趙爾豐：“他對會眾要面子，答應代發；現在不肯代發，卻給我穿小鞋。當眾答應的事，還是請他當眾去反悔。”

周善培趕緊勸：“你們不要他替你們對政府做個橋梁，也可強迫他代發出去；如果要這橋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讓開。”最後，兩人花了一個多小時，刪除了一些內容，趙爾豐也就同意代發。

但是，保路派們並未就此罷休。8月9日，股東會又是一致怒斥賣國賊盛宣懷、端方，“藉李稷勛一身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權於郵傳部及督辦大臣之手”，仍決議請趙爾豐代奏。與會的谘議局副議長羅綸反對，認為請趙爾豐代奏彈劾盛宣懷，會令趙難堪。沒想到，羅綸本人立即成為股東們的攻擊對象，“謂羅綸如萎縮不前，當以激烈手段對付也”。羅綸無奈，只好去求趙爾豐，沒料到趙爾豐又痛快答應了。此時，趙爾豐已經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數在走，只要保路運動不影響四川穩定，他就不會采取對抗措施，這背後除了他自己對形勢的判斷外，還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當年在藏邊英氣勃勃的“趙將軍”，此時已經完全蛻化為一個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幹部。

地方大員的不作為，令川路與朝廷的對抗不斷升級：

成都，十字路口，似乎看不到風雨欲來的跡象（攝於1910年）。

8月12日，股東會通過決議，要求川路繼續商辦。這等於徹底否決了朝廷的國策，朝廷所定的“買斷”或“合股”兩個辦法，一個也沒被接受。

白帕纏頭的川民和雞公車（1910年）。保路運動成為一場庶民的狂歡。

8月18日，同志會例會上開始組建糾察隊，要對付風聞中的砸場者，以牙還牙。砸場者沒有出現，同志會卻開始設立保衛部門。就在這次會上，同志們決定集體歡送王人文，“歡聲雷動，皆謂以我保路同志會送‘國之愛國者’，非以四川紳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時還決議將同志會名單送一份給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愛國血男子”。會場上“有痛哭陳詞者，捶胸頓足慷慨請死者”，一片混亂。

盛宣懷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離觀察後，認為保路運動就是由鄧孝可等一幫“劣紳”煽動、“學界中無知年少者隨聲附和”的盲動。他進行了深入調查，認為“正紳”和一般的百姓都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興，根本不可能去摻和。保路同志會號稱人數有好幾萬，但都是虛張聲勢，每次開會時，同志會要求一切來賓包括隨行的轎夫等都必須簽名，然後當做會員統計進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會匪，黨羽甚眾，歷經大吏懲治，近年多已斂跡。乃因此次各州縣協會一開，一般會匪死灰復燃，爭赴協會書名。現假協議名目，煽惑滋事，其禍尚小，誠恐將來愈聚愈多眾，貽患滋大，實與川省人民治安大有關系”。應該說，周祖佑的觀察並不偏差，保路運動後來果然被會黨所操縱，而成為政治工具。

英雄典型

而在同志會的宣傳中也逐漸開始出現了血腥味。同志會的赴京代表劉聲元從北京寫公開信給股東們，明確希望大家學習同志會的“烈士”郭樹青不惜以死相爭，而不能學習湖北張伯勛（就是向楊度發出追殺令的那位）半途而廢。

這郭樹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會精心制造出來的一個英雄典型。同志會的機關報《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曾先後給出了有關他死亡的三種不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