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運動（第2/4頁）

“倒款的總理為奏派，安得歸過於我們川人？如使公司總理為我們股東所公推，倒款我們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較盛宣懷所定的約喪失國權之害，孰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歸諸川人，喪失國權又是誰人的罪？”

史料沒有記載趙爾豐在場的反應，但股東代表將矛頭對準的還是“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對於趙爾豐來說未必就是刺耳的。實際上，之後趙爾豐對保路運動一直給予很大的寬容。

股東會開幕之前，保路運動其實已經疲軟，8月2日的《西顧報》就指責同志會說：“同志會成立之初，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繼日，其熱潮不可謂不烈也……乃曾幾何時，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進取，今忽變而為嚴防暴動；前之力主公開，今忽轉而為謹守秘密；前之逐日開會，今又變而為月余始舉。觀此情形，日縮一日，真有曹劌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之。”股東會令原本已經疲軟的保路運動再次堅挺起來。第二天的《西顧報》詳盡報道開幕情況，印刷了創紀錄的15000份，依然供不應求。

針鋒相對

川路公司的高層雖然在企業管理和修建鐵路等“立”的方面極不在行，但在動員民眾、挑戰政府等“破”的方面卻展現了卓越的才華。為了開好股東會，其籌備工作做得相當細，不僅精細籌備會議議程及材料，甚至連代表住宿這種細務都考慮周詳，指定鐵道學堂為“股東招待所”，“如客滿時，可推廣悅來旅館暨青石橋客棧”。

兩年後，民國國會議員蒲殿俊、羅綸同赴北京開會前，在重慶合影（攝於1913年3月）。

專門的籌備機構“股東準備會”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為實際上的常委會。幾個人拍腦袋定下來的東西，在周密的會場操控下，很容易就成為上千人的全體決議，並進而擴展為數千萬人的集體行動，影響到數億人的生活，而且還能打著民主與憲政的旗號。股東準備會為股東大會確定了四條基本議程：一是“遵先朝諭旨，保全商辦”；二是“請停常新捐輸，以備寬籌款項”，川路公司雖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開場合不會公然反對減輕農民負擔；三是“創辦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變相的攤派；四是“設立清算機關案”，也就是查賬機構。

在籌備機構編印的白話《路事問答》傳單中，詳細地解說了川路公司的各項主張，無非是大到愛國，小到保產。這份傳單強調指出，盛宣懷對外簽訂的借款合同並未經過資政院批準，政府落下的這個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碼：如果中央政府“改換心腸，欲與人民共謀交通”——當然，必須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人民，他們就積極協助籌款、推進建設；如果中央政府對川路的要求“出以責難手段”，則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話來對抗；如果依然無效，則上升到“內閣以假立憲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終之激烈手段”。傳單沒有明言什麽是“最終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對於股東大會，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關注和擔心。在大會之前，負責鐵路改制的兩位朝廷大員盛宣懷和端方，一方面不斷致電仍在藏邊的趙爾豐，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連連致電四川省政府班子裏比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締各種非法集會，堅信這些“所希圖滋事者，年少學生居多”，而“川省正紳”並不反對鐵路國有。

盛宣懷在成都的眼線周祖佑在股東大會前也報告說，已經趕到成都的股東“意在圖財者居多，正紳股東少有到者”。端方希望能夠阻止股東大會的召開，或設法將會期延後。在關鍵時刻，急於建功的端方想了個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鬧下去，中央政府幹脆宣布鐵路另行改線，繞開工程艱難的川東地區，避免與已經相當成熟的長江航線爭奪市場，而改走陜西。這一方案本身當然是兩利的，但端方在這種時候提出這種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澆油，給了同志會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強勢的端方迅速地成為繼盛宣懷之後的第二大“賣國賊”。8月7日，特別股東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批鬥端方成了焦點。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發了一份電報給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東會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會。這本是依法辦理，不必再作強調，端方此舉有點多余，是在滾燙的油鍋中潑了一瓢水。保路派們如獲至寶，在股東大會上公開宣讀，“頓時會場聲如鼎沸，一片認請拿辦聲、認死聲、哭聲、喊聲，喧沸至極”。重慶代表、同盟會會員朱之洪（朱叔癡）跳上講台，逐字駁斥端方電文，認為它“蠻野誣人”，“眾輒狂叫以應之”，隨即便以大會的名義起草了復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