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軌下的老鼠（第2/3頁）

“施市長”成了“施總”，工作地點也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手裏的權力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大大擴大。盡管只是一名享受廳局級待遇的企業幹部，他卻掌握著一個在上海灘乃至全中國暢行無阻的法寶——資金，足足有350萬兩的白銀！這是川路公司已經籌集的資本金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這個金融中心進行“資本經營”，期望著用錢生錢。即使在上海，這也絕非一筆小錢，施總的晚餐如果多吃幾顆川椒的話，上海灘第二天就一定會感受到那股嗆人的沖勁。

比起以老窖而著名的家鄉，施典章更為習慣生活在這個華洋雜處的“東方巴黎”。巨大的權勢令他並不艱難地弄明白了一個硬道理：這個大都市表面上充滿了歧視，卻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錢包有多厚，你的嗓門就有多粗；坐擁350萬兩白銀的施總，當然是能繞梁三日的男高音！

修路致富經

川漢鐵路的建設，一直是大清國的重點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經濟驅動之外，這條擬議中的鐵路也成為對抗英、法在大清國西南地區邊疆不斷擴張蠶食的戰略布局。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國卻尷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腎虧——財政沒錢。於是，發動民間的力量就成為幾乎唯一的選擇。川路公司盡管在創立伊始定性為國有企業，其資金卻依然大多來自民間，而且是來自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征收的“租股”。這與其他鐵路的民間資本主要來自商界投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埋下了日後釀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的伏筆。

幾年來川路公司終於籌集了近千萬兩的資金，這都是“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肌吸髓而來”（《民立報》），但離川路建設所需的5000萬兩資金還差得遠，這便正好被管理層作為資本經營的借口，以便為這些資產“保值增值”。在投資另一國有企業重慶銅元局失敗後，川路公司承受了200萬兩的巨大損失，痛定思痛，余下的資金便被集中調集到了上海與漢口，進行相對保守的投資。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資金的一半350萬兩，並由施典章親自坐鎮。

上海《點石齋畫報》1884年對鐵路建設的宣傳。“要想富，先修路”是晚清社會的共識。

按照川路公司內部風險防範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錢莊存放，每一錢莊的存款上限不得超過15萬兩。而施典章幾乎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陳逸卿的身上，在陳逸卿實際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謙余三家錢莊，川路公司的總存款高達113.5萬兩。

自從上個月正元在股災中倒閉後，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擔心陳逸卿會出事。為了防範萬一，施典章已經拍電報將小妾和兒子都招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萬兩銀子，到處放風說自己將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彌補虧空。

陳逸卿被捕，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陳逸卿還兼任著幾家美資公司的買辦職位，在老美的強力幹預下，他並沒有被關進上海縣那暗無天日的看守所，而是羈押在“中外合作”的租界法院內。後世的史家多將此解釋成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為“漢奸”護短。其實，陳逸卿經手了太多與美資公司相關的業務，只有把他控制在手上，美國人才能弄清那一盤糊塗賬，在這場金融風暴中保護自己的利益。

陳逸卿好歹有美國人罩著，而施典章既在朝中無人，又無海外關系，他此時最後悔的就是沒早當個“裸官”或“裸商”，早些把家眷安頓到香港，辦好洋護照，一旦“風緊”就能“扯乎”。

上海碩鼠倉

9月25日，沒來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所派的專案組抓獲並查處。或許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處級別遠超出他的想象：溥儀小皇帝的老爸、攝政王載灃親自批示，中央政府多個部委跟進。

修建中的北京前門火車站。前門車站建成於1906年，全稱“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從清末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門車站一直都是中國最大的火車站。

專案組本來以為辦的是一件瀆職案，清理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汙大案。除了違反規定在錢莊超額存款外，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根據公司賬目，施典章在正元錢莊所存公款應為50萬兩，但錢莊方面卻只認賬40萬兩，並且向專案組提供了一張加蓋著川路公司專用印章的收據：施典章已經取款10萬兩。同樣，在存放了38萬兩公款的兆康錢莊，專案組也發現施典章已經取走了其中的10萬，余額僅有28萬兩。而這兩筆共20萬兩的取款，在公司賬簿中毫無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