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軌下的老鼠

專案組本來以為辦的是一件瀆職案，清理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汙大案。除了違反規定在錢莊超額存款外，借著修築鐵路發財的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

1910年8月18日，廣東人最愛的發財吉日，身在上海的廣州市前市長（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卻一點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發的跡象。上海其實並不熱，因坐江面海，其實比重慶、成都要涼爽許多，但施典章卻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而且是麻辣熱鍋上的。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昨天，正元錢莊的大股東陳逸卿與其他股東一同被捕。此時距正元錢莊在股災中倒閉還不到一個月。

上海畢竟是大清國開放的最前沿，地方當局面對股災這類新形勢下的新問題，而且是具有國際影響的突發事件，其反應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預料。

市長下海

施市長早已不是市長了，還保留著公務員的身份和廳局級幹部的級別，官場商場應酬時人們還稱呼他為“府台”。

如今他是施總，川漢鐵路公司的CFO（總收支）。五年前（1905年），當他帶著幹部身份這一救生圈下海時，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政府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級別的文件——聖旨。川路公司已經在兩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辦，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依然由上級指定而非股東會推選。施總成了眾多兼跨官場、商場的“兩棲幹部”之一，頭上帽子紅燦燦，保障著退路，而腰裏錢包則是鼓囊囊的，代表著一個弄潮兒在清朝新政中的巨大收獲。

施典章並不滿意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參加工作以來，在官場中輾轉遷徙，他也就先後混了個瓊州（海南島）和廣州的知府。當年的瓊州可不是什麽令人羨慕的地方，有點門路的幹部都不想去這樣的地方“大有作為”。施典章紮根天涯海角幾年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終於熬到了廣州知府，一躍進入大清國搞“洋務”的一線幹部行列。廣州此時雖被上海壓了一頭，但好歹也還是繁華所在，這令籍貫四川瀘州的施典章成為川籍幹部中少數號稱懂些洋務、懂些經濟的人物之一。

1909年12月10日，川漢鐵路在四川宜昌舉行開工典禮。在這場財富盛宴中，施典章等一批弄潮兒獲得巨大收獲。

施典章這個官當得很平淡，沒留下什麽值得回味的東西。唯一能被算上軼事的，大概是後來的北師大校長、廣東新會人陳垣在參加廣州府試時曾受到當時擔任主考官的施典章的刁難。施典章在陳垣的卷子上批道“直類孫汶（文）之徒”，後又把“孫汶”圈去，改為“狂妄”。陳垣因此被排除出復試之列。但在輿論的壓迫下，府學不得不在最後時間把他的名字補上。陳垣後來回憶此事，作過這樣兩句詩：“猶憶當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開了眼界的施典章，盤點了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個廳局級，憑自己有限的才幹和更為有限的人脈，要繼續走“紅道”的話，前景實在暗淡。正好當時有個機遇，國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幹部負責投資事務。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著抓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級別也夠。經過一番運作，在川路公司總經理（總理）喬樹枬的引薦下，他得到四川總督錫良的賞識，終於下海經商。

喬樹枬也是四川人，當時還兼著教育部部長助理（學部左丞），主要還是在北京為公司打點高層公關。喬樹枬外號“喬殼子”，相當聰明，曾做過司法部司長（刑部郎中），在高官多如牛毛的北京城裏是一名很普通的幹部。“喬殼子”能力很強，當刑部郎中時分管的工作就是“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這是個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結交了不少高層領導。當中央政府決心開設川路公司時，他就成為該公司的首任“總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辦”的旗幟，需要在領導層中安排民眾的代表，喬樹枬就因此下海，卻帶著“救生圈”：他並沒有從學部辭職，而是兼跨做官及經商兩頭，這也是當時大清國官員下海的通例。

老喬因為很聽領導的話，善於揣摩領導意圖深受賞識，實際上是川路公司的頭號人物。而川路改為商辦後，由上級任命“總理”的方式並沒改變，並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處設立辦事機構，任命了三處的“總理”；老喬便被任命為駐京“總理”，繼續負責打點高層公關，權力還是基本握在他的手中，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這令老喬在隨後的川路風波中成為知名人物，並在辛亥革命歷史中占據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