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七

我曾在博物館裏看到一只戈頭，上邊刻著“相邦呂不韋造”，這是呂不韋在這個地球上的遺物。其中“相邦”就是相國的意思，後來漢朝人為了避諱劉邦，才把史書上的相邦都改叫相國。

關於相國呂不韋的死，給我們一種普遍的啟示是：做人要紮實厚道，不要投機取巧。

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善於“養氣”“克儉”和“制欲”的自力更生的傳統人民，總覺得放債和投機，不是件好事情。呂不韋卻正是中國放債投機業的祖宗爺，放出一千斤黃金，回報是十年的萬戶侯，豈不讓人又羨又憤。好在呂不韋投機取巧，終遭報應，萬戶侯轉瞬變成糞土，一杯毒酒結束了這個放債投機家徒勞的一生。活該！

於是，還是不要投機冒險的好。實實在在、有板有眼地生活，一直是中國人的價值觀。孔子也說：“放於利而行，則多怨。”我不懂“放於利而行”是什麽意思，大約是“放債而行”吧。那麽放債就不是聖人之徒，有失忠厚了。總之，不要學呂不韋就是了。

另外，商人也不要作。因為商人們的行徑，是最接近投機和冒險的，是投機冒險家，和呂不韋差不多，都不是聖人之徒。商人即便發財了，名聲也不好，地位也被聖人之徒定的最卑下。商人穿的衣服，按古代憲法規定，只許是素的白色，和哭喪的孝子一個打扮。可能是這個傳統吧，中國也就失去了一種冒險和投機精神。倘若在美國，卻不同，人人都會有一點點兒投機冒險精神。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要買一輛奔馳，中國人也許直接付五萬美元，並且認為很酷，很有面子。而美國人則會只付一半，余下的分期付款，省出的兩萬五現金買國債或者炒股，期求在冒險獲利。

這大約真是兩種不同文化了。美國人也許會喜歡呂不韋的精明，但我們還是更喜歡穩妥，不喜歡投機，不喜歡呂不韋，不走投機和冒險的路子。

其實，呂不韋的死，並不關什麽投機和冒險，也就是說，他的倒台並不是冥冥上蒼對他當初投機的一種“報應”。投機並不會必然要死。呂不韋的死，有更深刻的原因：

呂不韋認為，君主不能濫用權力，必須對君權加以限制。這個思想他反復在《呂氏春秋》一書中提出，並且拿出了三種限制君權的辦法。雖然都是好想法，卻處處跟秦王政（後者更喜歡專攬權力）大唱反調。這就是呂不韋必死的原因所在。

第一，《呂氏春秋》書中主張分封制，以空間的分割來限制君權。呂不韋擔心一旦建立一個大帝國，天下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會導致君主獨裁。所以他雖然也堅持貫徹秦國一貫的對外兼並擴張政策，但不以建立一個大帝國為最終目的，而是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分封制體系，也就是他宣稱的：“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只進攻諸侯中的壞諸侯（“暴”者），把壞諸侯（“暴”者）幹掉，以其土地轉封給賢人，成為新的諸侯。

讓更多的賢者分享政權，以便限制君主的權力，這就避免了帝國獨裁。呂不韋在書中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這就是和帝國專制大唱反調。當然，呂不韋的這個“天下人”，不是指一般所有能喘氣的人，而是指英豪賢能。

其實，呂不韋試圖保留分封制，未必為錯。分封制首先可以如呂不韋所理解的那樣，避免一元獨裁（通過地盤的分割，來限制君權的膨脹）。這符合呂不韋“反獨裁”的思想。同時分封制也有它的現實意義：以當時落後的技術手段，龐大的中國硬要統一成一個大帝國來運轉的話，管理成本一定提高，管理效率卻未必提高。比如，國家版圖過大了，交通手段卻落後，財富和賦稅向中央運輸，勢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運輸價值一錢的物資給中央，需要耗費幾十個錢的人工和路費。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間受其毒苦已深。人們飽受毒苦，所以陳勝吳廣帶頭一鬧，也就都跟著鬧了。這是漢朝人對秦帝國滅亡原因之一的總結。

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一書中，還認可了第二種限制君權的方法：即以武力限制君權。按照正統觀點，人民拿起武力對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亂，但呂不韋不這麽看。他說，對於愚君，要叫他下崗，以禪讓的辦法避位（所謂“與賢”）。而暴君，下民則可以直接推翻他，所謂“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至少能揍他一頓，所謂“行罰不避天子！”。呂不韋謳歌了商湯滅夏、武王伐紂的革命行為。.

第三個限制君權的辦法，呂不韋強調君臣分工。君要“處虛”，“執其要”，把權力下放給大臣，而不能太過分地幹預下屬。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於自己的職事，而不是忠於某個人。顯然，這樣的君臣觀，是從“公天下”和“利於群”的原則出發的，是積極的，有利於國家的，不能簡單理解成呂不韋想奪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