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祖烈烈十一（第3/4頁）

而西方晚些時候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則不然，恩格斯說，雅典公民九萬人，而奴隸高達三十六萬人。奴隸的定義，是“會說話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設備機械差不多，可以買賣，不占有生產工具，他的主人處理他，就像處理一件物品。奴隸構成了古希臘、古羅馬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處礦井，就有四萬奴隸在工作，克拉蘇一個人擁有兩萬奴隸，安東尼時代一個有錢寡婦的遺產中包括了6000名奴隸。奴隸們在市場上公開買賣，還可以像牛馬一樣租給別人收取租金，成為社會的一大主體階級。沒有奴隸，“世界”就一天也運轉不下去。當時在亞歷山大城奴隸的價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寧願購買奴隸而不願意雇傭自由人。有人估計羅馬在奧古斯都時代有大約5000萬到8000萬左右的奴隸。事實上,基於奴隸的經濟和使用奴隸的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奴隸社會，因為它的存在靠著奴隸來維持。但後者，譬如美國從前存在黑奴，不能以為黑奴存在美國就是奴隸社會。同樣，也不能因為商朝存在少量奴隸，就說這是奴隸社會。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的話，中國漢代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都有大量奴隸，政府中稱褚衣，私奴男稱家臣，女稱室妾，也夠算奴隸社會了。

說商朝是奴隸社會的人，是受“奴隸社會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這一說法的束縛。事實上，奴隸這種身份的人曾經在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上長期存在過，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曾存在奴隸，美國建國時有70萬奴隸，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但我們不能因為找到了幾個奴隸，就說“看，我發現了奴隸社會”。歷史上，奴隸群體僅僅在極個別地區(地中海的希臘、羅馬)獲得過充分的發展，上升為占主導地位，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發展建立在奴隸者的勞動上，從而使這一地區的社會納為奴隸社會。我們甚至不認為埃及、古巴比倫是奴隸社會，雖然他們的奴隸數目遠遠比我們的商朝多，但仍構不成社會生產者的主體。

關於商朝土地上的稼穡，我們還有必要多談兩句。他們在史料中被稱作“民”，在甲骨文中被稱作“眾”。郭沫若老先生解釋說：“眾”就是奴隸，從甲骨文上看，“眾”是日下三人形，說明他們是在熾熱炎炎似火燒的山野裏，赤身露體耕作著的奴隸。

其實，農田勞動自然是在日頭底下，除非哪一天實現了農業室內化才會改變，但憑什麽說日頭底下勞動的人就是奴隸呢？上及神農氏，下及今天的農村，幹活的人都在日頭底下，難道都是奴隸？再說，“赤身裸體”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的想象，“眾”中的“人”(圖片)是人體的側視形，在哪個字中出現都是這個寫法，並無穿衣或裸體之別，不知道為什麽到了“眾”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幾乎沒有證據的基礎上，僅從字樣上就斷言“眾”是奴隸，實在讓人不能服氣。對於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釋為奴隸。他把一段關於商周的古文翻譯得有聲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春，令民畢出於野，裏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鄰，畢出然後歸。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這本是一個祥和的農村生活，簡直和現今沒有什麽兩樣，但郭老為了證明他的奴隸制，作出翻譯是：“這裏的邑，很象是奴隸勞動的集中營。裏胥、鄰長就跟哼哈二將一樣，坐在居邑門口，監視‘民’之出入。連婦人的工作時間一天都是十八小時，男人的工作時間也就可以想見。”

裏胥、鄰長扮演著“監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類還存在，任何時代的勞動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組織監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麽理由一見有人監督，就把它同奴隸集中營聯系起來呢？事實上，如果是一群帶鎖鏈被強迫勞動得奴隸，光靠這兩個老頭子還根本監督不了他們呢！這兩個人只是宗族長者罷了，指揮一幫宗族農夫在田野上勞動。而“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說她們勤快，聚在一起集體紡織節省蠟燭，相當於節省了工作日。郭老竟也能從中計算出奴隸制的“十八小時”工作日來。如此豐富的想象能力，除了詩人郭老以外，恐們很難找出第二人。

到底這些“民”或“眾”是什麽身份呢？原古文中說得已經很明白，這些民二十歲時國家發給他們田地，六十歲時候收回——這怎麽會是奴隸呢？奴隸怎麽會授田呢。

倘若商朝不是奴隸社全，它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社會呢？我認為，它是初級的分封社會。說到這，不免有人驚詫，甚至憤慨。是啊，這不太適合我們已經養成的思維習慣。但是，我們只能這樣來理解那些在農田裏合族勞動的農夫大家族們。孟子說：“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就是說，夏朝每人發五十畝地，商朝七十畝，周朝一百畝。這就是所謂“井田制”，土地全部屬於國家，是一種原始公有制。國家組織土地上地農戶合族勞動，類似後代的國營農場。“農場”十分之一的面積作為公田，農戶們要照顧耕作公田，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國家，私田的收成留給自己族內分配。國家還要派田官到這“國營農場”來監督工作，就是郭沫若所說的“裏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