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運用成敗的原因分析(第2/4頁)

在這種情形下,蔣要想統一中國,進而和現代化的日軍作戰,只得采取和地方軍系妥協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說服、金錢上的收買,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後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何成濬的例子顯示,他的溝通活動,雖然並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體上避免了不少的軍事沖突,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整合,確具貢獻。1929年,蔣曾於日記中感嘆“十余年來,川局擾亂,皆調解二字所誤”,[76]顯示蔣充分明了用調解的方式解決政治紛爭的缺點,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種方法解決問題,而且使用的範圍不僅限於四川一省。

事實上,根據中共後來的經驗顯示,國民政府對地方軍系所采用的辦法並非錯誤,因為自抗戰勝利後中共武力的擴大,主要也是靠著利用各種不同來源的部隊;但是共軍和國軍不同之處,在於處理“雜牌”部隊的方式。中共通過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個外在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相對成功地改善了這些“雜牌”部隊;而國軍的問題,並不在於將地方部隊納入,而是在於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幹戈為玉帛:溝通型幕僚與民國政治》,收入本書時,書名有變動)


[1]具代表性者包括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第5章,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李海生、完顏紹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頁;楊躍進:《蔣介石的幕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第147—159頁;李英銓:《夾袋中人——政治漩渦中的民國幕僚》,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頁;李英銓:《論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昌),2001,第38—45頁;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第357—360頁;張學繼:《略論蔣介石幕府》,《浙江學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頁。

[2]《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官印鑄局,1928,第40期。

[3]許師慎編《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台北“國史館”,1984,第119—126頁;《時報》(上海),1928年11月1日。

[4]李海生、完顏紹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頁。

[5]胡實:《和平將軍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紀念冊》,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頁。

[6]鄭彥棻:《憶念鐵老的生平和風範》,《傳記文學》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頁。

[7]鄭彥棻:《憶念鐵老的生平和風範》,第9—10頁。

[8]吳相湘:《何成濬善作調人》,《傳記文學》第9卷第1期,1966年7月,第40頁。

[9]汪世鎏:《何成濬與“雜牌軍隊”》,《湖北文史資料》第4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第32頁。

[10]張學良有鴉片嗜好,生活作息日夜顛倒。麻將通常於晚餐後開始,打打停停,從晚上打到天亮,只打八圈,如此連續打了三個星期。參閱馮志翔:《蕭同茲先生經歷中的兩件事——張嶽公秦皇島憶往》,《傳記文學》第25卷第5期,1974年11月,第36—37頁;李大超:《鐵老一生的幾個重要事跡》,《傳記文學》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23—24頁。

[11]汪世鎏:《何成濬與“雜牌軍隊”》,第33頁。

[12]《蔣中正總統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第7冊,台北“國史館”,2003,第631—632頁;《蔣中正電靖張群轉告王柏齡請其備款卅萬赴滇請雲南出兵》,1930年3月22日,《籌筆》統一時期,第25冊,總編號2875,“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档案。

[13]《蔣中正電張群催龍雲親征中央可匯百萬元供軍需之用》,1930年4月10日,《籌筆》統一時期,第26冊,總編號2935,“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档案;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系(1927—1949)》,台北“國史館”,2000,第110頁。

[14]李茂盛、雒春普、楊建中:《閻錫山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第497頁。

[15]《事略稿本》第8冊,第225頁;劉心皇輯注、王鐵漢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第263—264頁。另有蔣曾付張現金600萬元及1000萬元兩種說法。參閱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第413頁;Donald G.Gillin,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15.

[16]簡又文:《馮玉祥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第342—343頁。

[17]畢萬聞編《張學良文集》第1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305頁;蘇墱基:《張學良生平年表——東北少帥榮枯浮沉實錄》,台北:遠流出版社,1996,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