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運用成敗的原因分析（第2/4頁）

在這種情形下，蔣要想統一中國，進而和現代化的日軍作戰，只得采取和地方軍系妥協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說服、金錢上的收買，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後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何成濬的例子顯示，他的溝通活動，雖然並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體上避免了不少的軍事沖突，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整合，確具貢獻。1929年，蔣曾於日記中感嘆“十余年來，川局擾亂，皆調解二字所誤”，[76]顯示蔣充分明了用調解的方式解決政治紛爭的缺點，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種方法解決問題，而且使用的範圍不僅限於四川一省。

事實上，根據中共後來的經驗顯示，國民政府對地方軍系所采用的辦法並非錯誤，因為自抗戰勝利後中共武力的擴大，主要也是靠著利用各種不同來源的部隊；但是共軍和國軍不同之處，在於處理“雜牌”部隊的方式。中共通過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個外在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相對成功地改善了這些“雜牌”部隊；而國軍的問題，並不在於將地方部隊納入，而是在於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幹戈為玉帛：溝通型幕僚與民國政治》，收入本書時，書名有變動）

[1]具代表性者包括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第5章，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李海生、完顏紹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頁；楊躍進：《蔣介石的幕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第147—159頁；李英銓：《夾袋中人——政治漩渦中的民國幕僚》，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頁；李英銓：《論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昌），2001，第38—45頁；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第357—360頁；張學繼：《略論蔣介石幕府》，《浙江學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頁。

[2]《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官印鑄局，1928，第40期。

[3]許師慎編《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台北“國史館”，1984，第119—126頁；《時報》（上海），1928年11月1日。

[4]李海生、完顏紹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頁。

[5]胡實：《和平將軍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紀念冊》，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頁。

[6]鄭彥棻：《憶念鐵老的生平和風範》，《傳記文學》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頁。

[7]鄭彥棻：《憶念鐵老的生平和風範》，第9—10頁。

[8]吳相湘：《何成濬善作調人》，《傳記文學》第9卷第1期，1966年7月，第40頁。

[9]汪世鎏：《何成濬與“雜牌軍隊”》，《湖北文史資料》第4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第32頁。

[10]張學良有鴉片嗜好，生活作息日夜顛倒。麻將通常於晚餐後開始，打打停停，從晚上打到天亮，只打八圈，如此連續打了三個星期。參閱馮志翔：《蕭同茲先生經歷中的兩件事——張嶽公秦皇島憶往》，《傳記文學》第25卷第5期，1974年11月，第36—37頁；李大超：《鐵老一生的幾個重要事跡》，《傳記文學》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23—24頁。

[11]汪世鎏：《何成濬與“雜牌軍隊”》，第33頁。

[12]《蔣中正總統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第7冊，台北“國史館”，2003，第631—632頁；《蔣中正電靖張群轉告王柏齡請其備款卅萬赴滇請雲南出兵》，1930年3月22日，《籌筆》統一時期，第25冊，總編號2875，“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档案。

[13]《蔣中正電張群催龍雲親征中央可匯百萬元供軍需之用》，1930年4月10日，《籌筆》統一時期，第26冊，總編號2935，“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档案；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系（1927—1949）》，台北“國史館”，2000，第110頁。

[14]李茂盛、雒春普、楊建中：《閻錫山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第497頁。

[15]《事略稿本》第8冊，第225頁；劉心皇輯注、王鐵漢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第263—264頁。另有蔣曾付張現金600萬元及1000萬元兩種說法。參閱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第413頁；Donald G.Gillin,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15.

[16]簡又文：《馮玉祥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第342—343頁。

[17]畢萬聞編《張學良文集》第1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305頁；蘇墱基：《張學良生平年表——東北少帥榮枯浮沉實錄》，台北：遠流出版社，1996，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