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獎懲考績（第2/3頁）

一個軍長在接到攻擊的命令後，可能會將部隊撤至後方，放棄一個城市，而不會受到任何最輕微的處分。是誰的錯？別太快下結論！必須先查“教會行事歷”（church calendar），看看此人是哪一系的將領，指揮的是哪一省的軍隊，他是在哪一省作戰，和他合作的是哪一省的部隊……等等，然後才能了解真相。[139]

我們接下去要問的是，軍法不肅的原因何在？責任是否在於蔣委員長一人？眾所周知，自民國成立後，國民政府和地方軍系的關系，一向是視雙方軍力的優劣而定。至抗戰中期時，地方部隊的數量已超過中央軍甚多，造成地方軍人目無國民政府的驕縱心態。無怪抗戰爆發之初，政府尚能將作戰不力，擅自撤退的李服膺[140]和韓復榘[141]處以極刑，但是至1939年“冬季攻勢”失敗後，國軍統帥部盡管震怒不已，但是並未能將失職的大批將領繩之以法，因為在當時的權力分配條件下，中央如奢談軍紀，只會激起地方軍人的二心而已。[142]事實上，抗戰時期不僅是臨陣退卻，舉凡軍人違法失職、虐民通敵者，以及公務員貪汙、走私等案件，蔣委員長一律批交軍法執行總監部審判，[143]然而由於部分戰區司令長官（如閻錫山、李宗仁）形同藩鎮，為中央權力所不能及，謊報軍情、包庇煙賭走私、搜括民間財物，所在多有，因此軍法一辭，有時直流為具文，[144]但輿論則常指軍法監量刑不公，偏袒地方部隊，[145]專門押禁黃埔出身的軍人。

實際上，根據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的日記所載，“軍校學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審訊，本部從未直接檢舉一人，即判罪亦無一不引用最輕條文，且必須呈報委座核示，本部之權力，因有限也”[146]。因此蔣介石偏袒黃埔學生，殆無疑問，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軍人雖然形同藩鎮，但是迫於形勢又不能不用，[147]對於自己培養出來的黃埔學生，自然不免寄予厚望；對於少數寵信的愛將，也就格外珍惜，即使是作戰不力，依法需革職，也多隨即再予起用。如戰前湯恩伯在河南漢川一帶“剿共”失利，被撤職，但是同年秋天，又再被起用為八十九師師長。[148]抗戰時期，這類例子更多，如1937年12月，宋希濂因南京失守被撤職；[149]1938年2月，劉峙因保定之役戰敗被撤離；[150]1938年5月，桂永清、黃傑因蘭封之役戰敗被撤職查辦；[151]1940年2月，徐庭瑤、葉肇因桂南會戰失利被撤職查辦，[152]但是隨即均再獲起用。至於過失略為輕微者，則經常僅施以“撤職留任”的處分，[153]讓其戴罪立功。

根據軍事委員會的統計，抗戰期間最常見的懲罰方式為撤職（36 204人次）和撤職通緝（34 361人次），其次為記過（5 221人次）和記大過（4 669人次）；最少見的懲戒方式，則為罰薪（14人次）、撤職留任（113人次）和申斥（141人次）。[154]此項統計只限於中央所核定者，事實上戰時各單位的獎懲，有許多並未呈報中央。值得注意的是，戰時軍官佐曾受撤職和撤職通緝處分者，共超過70 000人次，不可謂不多，但是由於戰時幹部缺乏，加上人事管理所需的技術條件尚未具備，以至於今日在此處被撤職的人，明日可以在彼處再被起用，懲戒的功能因此也難以發揮。

公正嚴明的獎懲制度，可以提高紀律，鼓勵士氣，但是在中國由於重人情，以致常有“和稀泥”的現象發生，賞罰不明，有礙作戰，蔣介石即曾在一次會議中指出：

現在一般部隊長為了討好部下，大多數都是有賞無罰。行賞的時候，上級官長又恐部下爭功，對他不滿，因此采取均分主義，而不敢堂堂正正按照功績，提出何人應賞，說明其應賞的原因。至於部下犯了過失，則不但自己不敢加以處分，就是上級知道了，要執行處分，部隊長亦必千方百計為之庇護。譬如師長犯了罪，總司令部要處分，而軍長照例要替他求情，請求減免。團長犯了罪，旅長也要求情，請求減免。以為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部下的擁護。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試問你一般部下以為賞不足以為榮，罰不足以為辱，賞罰作用，完全喪失，軍隊的紀律如何能夠維持呢？[155]

1945年，第四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參政員也多認為“中央及各軍、師負責人員機關，或則考核不清，或則因循苟且，遂致年來各戰役後之獎懲結果，民眾亦不無議論。”[156]

至於士兵如犯了過錯，通常是采用體罰和禁閉的懲罰方式；犯了法，小則坐牢，大則槍斃。[157]最常見的即是在公開場合施予體罰，一位川軍士兵曾對其排長打扁條的過程和效果，作了以下生動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