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獎懲考績

（一）勛獎

抗戰八年期間，國軍勛獎人數，計有官佐51 083人次，士兵5 610人次，外員1 707人次，行政官917人次，人民330人次，合計59 647人次。[122]國軍在戰時人數最多時，達500余萬人，但是官兵受獎人數尚不足6萬人次，實在過少。推其原因，或為申請手續過於繁復，各單位呈報主管機關後，往往需要許久才能核下，[123]緩不濟急，因此各單位多采用其他獎勵方式，如升遷（可不經銓敘）、自行頒發獎金等，可立即激勵士氣。

前述士兵受勛獎人數，僅為官佐的10%強，顯示出國軍一如其他國家的軍隊，均有重軍官而輕士兵的現象。[124]國民革命軍東征時，曾規定作戰時凡士兵最先登城者，即升為旗官，[125]對於激發軍心，頗收效果。但是似乎自江西“剿共”起，即未有獎勵士兵的特殊措施，而較注重指揮官的獎勵，如1932年9月進攻河南金家寨（中共鄂豫皖蘇維埃的中心）時，蔣委員長曾明令各縱隊，凡先占領金家寨者，此鎮即改為縣治，並以先占者的名字命名（後命名為“立煌縣”）。[126]同月，徐源泉克復湖北洪湖，中央議劃洪湖為縣，以徐字“克成”命名，經徐辭讓再三乃作罷。[127]翌年攻占江西瑞金後，又將新築的幾條公路命名為“恩伯路”、“介人路”和“雪中路”，以獎勵作戰有功的將領。[128]相形之下，對於士兵的獎勵則較為忽略。流風所及，抗戰期間，每次戰役之後，一般部隊所呈請核獎者，往往只限於排長、連長為止，而忽略了士兵的戰績。1944年8月，蔣委員長即曾針對此項缺點，加以糾正：“今後要明定條規，令飭作到：在每一次戰役結束之後，我們如要保薦官長，必先保薦士兵，如僅保薦官長而不保士兵，應不予核獎。”[129]但是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根據軍政部的統計，抗戰時期官兵勛獎種類，核頒次數較多者為記功、獎章、記大功、勛章、嘉獎、獎金、記升，較少者為榮譽旗（7人次）、獎狀（17人次）和武功狀（39人次）。[130]顯示勛獎系以個人為主，而較少對團體實施勛獎。

（二）懲戒

軍官佐的懲罰，可以分為行政處分和刑事處分兩種。行政處分系指違反軍紀、風紀等輕微犯行，根據處罰令，處以撤職、停職、記過、罰薪、檢束、申誡等處分；刑事部分則指違反軍律、軍法，依刑事條例，交付審判後處死刑或徒刑。1937年8月28日由軍政部送軍事委員會頒行的《中華民國戰時軍律》，為抗戰時期的重要法律，規定不論文武軍民，在戰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判處死刑：不奉命令無故放棄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者；不奉命令臨陣退卻者；奉令前進托故遲延或無故不就指定守地，致誤戰機，使我軍因此而陷於損害者；降敵者；通敵為不利於我軍之行為者；故意損毀我軍武器、彈藥、糧秣、艦船、飛機、場庫、場塢、防禦建築物，及交通、通信機關，以利於敵，或以資敵者；主謀要挾或指使為不利於軍事之叛亂行為者；敵前反抗命令，不聽指揮者；造謠惑眾，搖動軍心或擾亂後方者；縱兵殃民，劫奪強奸者。[131]至武漢抗戰時，又頒布《中華民國戰時軍律補充條文》。[132]統計武漢抗戰期間，從一般士兵到排、連、營、團、旅、師、軍長，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戰區副司令長官，均有依照此項法律處以死刑者。[133]軍法的條款，概同一般刑法，但是重大的不同之處，是在戰時采用“連坐法”，即“班長同全班退者，殺班長；排長同全排退者，殺排長；連、營、團、師皆如是。軍長不退，而全軍官兵齊退，以致軍長陣亡者，殺軍所屬師長；團、營、連、排、班各級皆如是。”[134]1942年8月，軍事委員會更制定《防制奸偽連坐法》，凡各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中，如某級有奸偽行為時，除犯罪者應依法處分外，其直屬上級如未能於事前發覺者，需受連坐處分，同級之政工人員亦同。[135]抗戰時期，每逢戰役發動之前，常見有指揮官對其部屬頒布“如有作戰不力，違誤戰機者，即按革命軍連坐議處，決不姑寬！”之類的命令，[136]但是是否確曾實施？實施至何種程度？由於資料所限，不得而知。

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為抗戰時期最高軍法機構。總監部設總監（上將級）、副監（中將級）各一人，綜理一切，遇有重要案件，先組織會審委員會，以將官級委員三人為審判官，其中最高級者為審判長，通常由委員長指定或圈選，其他軍法官及書記等，由總監部組設。會審委員會於會審後，將結果制成判決書，由總監轉報委員長裁決。[137]軍法總監部實際運作的情形如何？根據戰時軍界人士的觀察，“軍法執行監，除處分逃兵之輕微罪行外，刑不及於大夫。軍法不肅，是政治退化的主因。”[138]抗戰時期，在華的蘇俄顧問嘉梁欽（Aleksandr Ya.Kalyagin），對於國軍的懲戒無法普遍施行，曾有以下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