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法治之夢

從元雜劇開始，中國的戲劇演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座座民間法庭，通過藝術形象，審理著各種案例。

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上真實法庭的嚴重殘缺和普遍不公。儒家學說一向主張以禮治代替法治，造成法制系統的脆薄；到了元代，漢人的法律權利更是被強蠻地剝奪。《竇娥冤》裏所說的“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確是實情。

就一般百姓而言，遇到一般冤情大多忍氣吞聲，遇到重大冤情也不會揭竿而起，只想通過“公堂鳴鼓、攔轎告狀”的方法來乞求公正。如果連這樣的乞求也全歸無效，那就只能在戲台前求得心理安慰了。

在當時，也只有戲劇舞台上那些假定性的法庭，才能稍稍加固人們心頭的正義。在人頭攢動的演出場所，這種心頭的正義又變成為一種集體的心理體驗。於是，久而久之，倒是這種假設的法庭，對非法行為產生了輿論震懾，對被欺壓的弱者構成了精神扶助。舞台上的法庭，變成了人們心中的法庭，因而也就從假定性的存在變成了一種現實的力量。

詩人袁枚(1716—1798)曾在《子不語》中講了一個公案故事，雖然荒誕不經，卻可反映出舞台上的公正法庭的實際社會作用。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清朝乾隆年間，有一次，一個戲班子在廣東三水縣衙門前搭台演戲，這天演的劇目是包公戲《斷烏盆》。扮演包拯的演員剛在台上坐定，就看見台上跪著一個披著頭發、帶著傷痕的人在向自己伸冤。這是戲的情節中所沒有的，演包拯的演員疑是鬼魅作祟，驚慌失措地逃下台來。台下觀眾不知怎麽回事，全場嘩然，吵鬧聲傳到不遠的縣衙門裏，縣官派人查問究竟，扮演包拯的演員把情況作了如實說明。縣官得知後，就吩咐演員繼續演出。不久，那個伸冤者又出現了，縣官就派人密切注視著他的動向，最後終於看到他消失在離縣城數裏外的一座墳墓裏。這座墳墓本來埋葬著王監生的母親，但一經開挖，卻發現了另一具屍體。縣官把王監生傳來嚴訊，王監生說，當日葬母，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根本未見另一具屍體，可讓所有的送葬者作證。縣官問：“你母親的棺材下土後，你是什麽時候回家的？”王監生說：“棺材一下土我們就回家了，封土事項，是交給一批土工去做的。”縣官想了一想，心中有了一點數，就把土工傳來了，一看，這幾個人狀貌兇惡，縣官就大聲喝道：“你們殺人的事已經暴露，不用再隱瞞了！”幾個土工大吃一驚，就招認了殺人經過。原來，那天王監生和送葬的人們回去之後，土工們正在封土，有一個背著包裹的單身客人來討火，土工們即起歹念，搶了那人的包裹，然後用鋤頭把他打死，埋在王監生母親的棺材之上，加土填之。土工們還招認：他們在殺害那個過路人的時候曾惡狠狠地說：“要得伸冤，除非包龍圖再世！”於是，被殺害者的冤魂，就到舞台上來尋找包龍圖了。（袁枚：《子不語》（《新齊諧》）卷十一《冤鬼戲台告狀》。焦循曾在《劇說》中引用。）

袁枚記下的這個故事，顯然只是一種民間傳說。這個傳說中的破案情節，甚是一般，而其中能夠引起人們興趣的，則是戲劇舞台上的法庭的社會威力。

在科舉取士的漫長年代，很多出任各級官吏的文人並沒有接受過司法教育，卻立即要審理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藝術作品的熏陶。有不少歷史記載表明，很多官吏察冤斷案、撥疑擒兇，都是在仿效舞台上的包公，甚至連公堂上講話的口氣、聲調，拍案的手勢、力度，都是從戲劇中學來的。

幾乎所有的審案官吏都想以“再世包公”自居，但真實的包公究竟是怎麽審案的呢？載入《宋史·包拯傳》的完整案例，僅有“盜割人牛舌”一起。由此進一步證明，官吏們追慕的，主要是戲劇形象。

袁枚所說的這個荒誕故事中，鬼魂居然無法自懲仇人，只能求助於人間；人間的真官雖近在咫尺他也不找，只找戲台上的包公——這個多層逆反結構具有寓言性質，因此被袁枚所重視，後又被哲學家焦循(1763—1820)所引用。

這樣的“法治之夢”，集中體現在所謂“公案戲”上。元雜劇中的著名公案戲有以下幾出。

一、《蝴蝶夢》

據天一閣本《錄鬼簿》，《蝴蝶夢》為關漢卿所作。此劇的故事梗概如下：

皇親葛彪，馳馬街衢，撞死了王老漢。王老漢的三個兒子為父報仇，把葛彪打死了。包拯審案時，問三兄弟是哪一個打死了葛彪，沒想到三兄弟每人都說是自己打死的，要求自己來抵命，與其他兄弟無涉，而他們的老母親為了保護三個兒子，也硬說是自己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