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武：帝國的靈魂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歷經艱險，終於抵達此次流亡的終點站——成都。隨同他抵達成都的扈從官員和禁軍將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為時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結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經歷的饑餓、疲憊、憂愁、恐懼、痛苦、哀傷，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難以平靜。

八月二日，玄宗發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詔書，似乎是要與天下人分享他劫後余生的喜悅。同一天，河北官員第五琦（“第五”是復姓）入蜀覲見，向玄宗奏報說，平叛戰爭需要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帝國的財賦重鎮在江淮地區，如果玄宗授予他相應職位，讓他專門負責管理江淮財賦，他保證能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斷的軍費。玄宗聞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監察禦史、江淮租庸使之職。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經先後任命崔圓、房琯、崔渙為宰相，對流亡朝廷的權力高層進行了必要的重組。種種跡象表明，從馬嵬驛之變後，玄宗顯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變的陰影，並一直在嘗試著重新履行一個皇帝的職責。再結合玄宗在普安發布的那道具有戰略意義的詔書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此刻的玄宗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以往的自信和從容，並且已經作好了“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充分準備。

然而，歷史老兒卻在這時候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幾個來自靈武的使者風塵仆仆地抵達成都，給玄宗帶來了太子李亨已於一個月前在靈武即位的消息。

盡管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對這一天的到來已經或多或少有所預感，可當它真的到來時，玄宗還是感到了極大的意外和震驚。

當然，他沒有讓內心的驚愕流露在臉上。

事實上，作為一個君臨天下已經四十四年的皇帝，作為一個經驗極度豐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應該怎麽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說服的工作，在心態上完成了從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轉換。因為他知道——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叛亂，正值盛年的兒子李亨肯定比他這個七十老翁更適合作為戡亂平叛的領袖，也更有可能帶領李唐臣民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

盡管李亨先上車後補票的做法讓他很有些不爽和糾結，可既然生米已經做成熟飯，玄宗也只能面對現實，把內心的種種負面情緒扼殺在萌芽狀態，並且以大局為重，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當靈武使者不無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時，玄宗立刻報以一個寬宏而豁達的笑容，同時一臉欣慰地說：“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資治通鑒》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後一次以皇帝身份發布詔書，宣稱自即日起，由他發布的公文不再稱為詔書或敕令，而稱為“誥”；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時，一律稱他為太上皇。此外，所有軍國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決，事後再向他奏報；一旦收復長安，他就不再過問任何政務。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攜帶傳國玉璽和傳位詔書，代表他前往靈武，正式冊封李亨為帝。

短短幾天之內，玄宗就快速啟動了皇權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權力全盤移交給了李亨，僅僅保留了對軍國大事的知情權，而且這個有限的權力還是有時效性的，一旦回到長安就自動取消。也就是說，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為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太上皇，徹底淡出帝國的政治舞台。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謝幕姿態。

玄宗並非不喜歡權力，也並非不眷戀這塊由他主宰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後還是果斷地選擇了退出，並且幹脆利落，一點也不拖泥帶水。僅此一點，他就比歷史上那些死到臨頭還抱著權力不撒手的皇帝強多了。雖然玄宗這麽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形勢所迫，但假如他絲毫沒有放權的念頭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絕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這麽完美的謝幕姿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唐玄宗李隆基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盡管由於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驕奢淫逸，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可當他一旦清醒過來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領略到一個傑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種智慧與胸襟。

簡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時具備兩種素質：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在某些時候，後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自從潼關失守後，河北戰場的形勢就隨之出現了重大逆轉。

本來，郭子儀和李光弼已經完全掌握了河北戰場的主動權，正在博陵圍攻史思明，下一步計劃就是直搗範陽；而唐朝的平盧節度使劉正臣也正準備自柳城南下，與郭、李兵團遙相呼應，夾攻燕軍老巢。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潼關失陷的消息傳到了河北。考慮到京師和天子的安危，郭子儀和李光弼不得不解除博陵之圍，率主力撤出河北戰場，自井陘口退回河東，以備隨時回援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