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宗登基

燕軍攻克潼關後，安祿山壓根就沒料到玄宗會在第一時間逃跑。他以為燕軍與唐軍在長安必有一場惡戰，所以不敢貿然進攻，而是命崔乾祐暫守潼關，等待大軍集結。

直到崔光遠的兒子揣著降表屁顛屁顛地跑到洛陽時，安祿山才得知：原來玄宗早就撒丫子逃跑了，而長安也已變成一座不設防的城市。

安祿山不禁發出一陣仰天狂笑。

他完全沒想到，李隆基竟然是如此怯懦的一個人，更沒想到長安會如此輕易地落入自己手中！

隨後，安祿山即命心腹大將孫孝哲、中書令張通儒率軍前去接收。

天寶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亦即玄宗逃亡的十天之後，燕軍兵不血刃地占據了長安。安祿山任命張通儒為西京留守，仍舊讓崔光遠擔任京兆尹，命將領安忠順率兵進駐皇宮禦苑，同時讓孫孝哲統禦關中諸將。由於孫孝哲生性殘暴，殺人不眨眼，所以燕朝的文武將吏都對他忌憚三分，連宰相兼西京留守張通儒也不得不受他節制。

長安既然落入孫孝哲這種武夫手裏，其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來的日子，凡是跟隨玄宗逃亡的那些公侯將相，其滯留長安的家眷全都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無論男女老幼均被砍殺，連繈褓中的嬰兒也未能幸免。燕軍士兵在長安城中日夜搜捕，每天都會抓獲一批李唐朝廷的文武官員，以及藏匿在宮外的妃嬪、宦官和宮女。那些日子，天天都有數百輛囚車被全副武裝的燕軍士兵從長安押解到洛陽。囚車上的男男女女有的哭號，有的哀求，有的拼命咒罵，有的一臉麻木，可無論有多少種不同的表情和反應，他們眼中卻都寫著相同的兩個字：絕望。

當然，長安城中還有另外一種人，是不會被押上囚車，更不會感到絕望的。

他們就是變節者。

為首的是前宰相陳希烈、駙馬張垍等人。

自從楊國忠當權後，陳希烈就靠邊站了，所以一直對玄宗懷恨在心；而駙馬張垍曾得到玄宗的口頭承諾，說要封他為宰相，結果始終沒有兌現，因而也是牢騷滿腹。對於這樣一些舊政權的失意者來說，長安淪陷非但不是一種災難，反而是他們鹹魚翻身、揚眉吐氣的良機。所以，燕軍一進入長安，他們便忙不叠地跑去向新朝廷宣誓效忠，毫不猶豫地當了“唐奸”。

不過，這唐奸也不是想當就能當的。像陳希烈、張垍之流，都是屬於身份比較特殊的人物，安祿山需要他們來為新朝做廣告，讓人們對李唐王朝死心，所以才會接納他們。換句話說，想當唐奸也是要有資格的，假如沒什麽利用價值，等待他們的只能是囚車和鍘刀。

對於陳希烈、張垍等人的“棄暗投明”之舉，安祿山表示了熱烈的歡迎，隨即任命他們為燕朝宰相。此外，還有一些較具聲望的李唐朝臣和在野名士，也都被安祿山授予了相應的官職。

轉眼間，安祿山就在長安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朝廷，大明宮的城樓上插滿了燕朝的旗幟。

這是大唐立國一百多年來，第一次丟掉帝京長安，第一次被人剜掉了政治心臟。

然而，這卻不是最後一次。

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裏，大明宮的城樓上還將一次又一次地插上不同顏色的旗幟，而那些旗幟也將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李唐臣民的目光。

此刻，距安祿山範陽起兵不過八個月，燕朝已然據有兩京，且“西脅汧、隴（甘肅東部及陜西西部），南侵江、漢（華中地區），北割河東（河北、山西）之半”，儼然已經占據了李唐的半壁江山。

安祿山似乎有理由相信，那殘余的另外半壁，很快也將落入他的手中。可事實證明，安祿山不會得逞。

因為他的野心雖然很大，但是他的格局卻和他的野心不成正比。

史稱燕軍占據長安後，“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資治通鑒》卷二一八）

很顯然，無論是安祿山本人，還是他麾下的文武將吏，都缺乏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更缺乏一種包容四海、撫馭萬民的氣魄和胸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安祿山即便登基稱帝了，也肯定成不了真正的統治者。

即便他占據了東、西兩京和李唐的半壁江山，也終究只是一個擁兵割地的草頭王。

在他心中，只有地盤，沒有天下；只有權謀，沒有政治；只有霸術，沒有王道！

所以，很快我們就將看到，入據長安非但不是安祿山走向勝利的一個標志，反而是他步入失敗的一個轉折點。

正當燕軍在長安日夜縱酒、紙醉金迷的時候，玄宗一行已經越過散關（今陜西寶雞市西南），於六月二十四日抵達河池（今陜西鳳縣）。同日，劍南副節度使崔圓也帶著奏表趕到河池迎接聖駕。他的奏表洋洋灑灑，但中心思想只有八個字：“蜀土豐稔，甲兵全盛。”玄宗龍顏大悅，當場擢升崔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