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孤立的痛苦（第3/3頁）

那麽，上述記載到底哪一種更為可信？

我們的答案是：後者。

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團，並且主動請纓，願意效“犬馬之力”，何以在整個玄武門事變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見這兩位名將的絲毫蹤影？

眾所周知，在這場險象環生的流血政變中，秦王集團的所有人都拼盡了全力——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侯君集、張公謹等將領全都沖上第一線就不用說了，就連長孫無忌這樣的文臣都要跟著秦王披掛上陣，甚至連李世民的妻子長孫氏也要親臨現場，鼓舞士氣。（《舊唐書?文德皇後長孫氏傳》：“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長孫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則在情況危急時不得不釋放獄囚，授以兵器，率之馳援秦王。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秦王集團是全體上場，孤注一擲了。根本沒有多余的力量充當預備隊。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參與了這場政變，不管直接還是間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會如此捉襟見肘，而史料中也不會不留下他們的蛛絲馬跡（其他參與政變的一二十號人，在兩《唐書》的各個紀傳中就算沒留下具體事跡，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謂的二李“願效犬馬”雲雲，很可能是貞觀史臣編撰《太宗實錄》時的虛構。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實記載，無非是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廣泛的擁戴，從而為這場流血政變提供更多的正當性。

面對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絕，李世民作何反應呢？

《通鑒》稱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裏尊重他們的選擇，並從此越發敬重他們的為人。根據李世民在事後對待他們的態度來看，這種說法應該是可信的。從總體上說，貞觀年間，李世民對二李還是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信任，並且一再予以重用。

雖然李世民並未因此懷恨，但是被人拒絕的滋味總是不好受的。何況在這種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缺少這兩位驍將的支持，肯定會讓李世民感到一種極大的無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內心多麽失望，也不管敵我力量的對比如何懸殊，太子都已經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經形成，無論如何，這場迫在眉睫的惡仗都不能不打。

問題只在於，這一仗該怎麽打？

最大的問題倒不僅僅在於實力的懸殊，也不在於時機的把握和戰術的選擇，而是在於這場戰爭的性質。也就是說，李世民此刻面對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特殊戰爭。

這一次的對手不是別人——是自己的兄長和弟弟，還有父親。

向自己的骨肉至親揮起屠刀，這需要的絕不僅僅是智慧、勇氣和力量。

可到底還需要什麽？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無痛苦地發現，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閱歷和十年的從政經驗，似乎仍然不足以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也不足以讓他逃避一場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來自以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頭來還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來手足親情，並不像自己一直以為的那樣容易割舍、那樣無足輕重。

原來這個世界上最難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強大的敵人和堅固的城池，而是自己靈魂深處最不堪碰觸的那個地方。

這一切，是李世民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感同身受的。

面對他們焦急的臉龐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報以沉默，一種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還能給他們什麽呢？

起碼在這場令人不安的道德拷問終結之前，李世民給不出任何答復。太子和齊王已經磨刀霍霍，李世民的靈魂卻還在掙紮和思考。

就在此時，北方邊境烽煙再起，東突厥將軍阿史那郁設率數萬鐵騎圍攻烏城（今陜西定邊縣南），戰報迅速傳至長安。

太子和齊王笑了。

一個徹底整垮李世民的計劃迅速在他們的腦中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