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又來了（第2/3頁）

從懂事的時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體內奔流著一種無以名狀的巨大能量。這種能量顯得如此完美、強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於李世民相信它絕對是上天的賜予。隨著這種與生俱來的能量在生命各個階段的流淌、奔騰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諸多的表現形式，並被賦予了各種名稱——

在少年時代，它表現為“幼聰睿”（《舊唐書·太宗本紀》）、“好弓矢”（《貞觀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長，它表現為“玄鑒深遠、臨機果斷”（《舊唐書·太宗本紀》）、“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資治通鑒》卷一八三）；後來，它在戰場上表現為一種無堅不摧的驚人意志、一種藐視對手的傲然氣概、一種沖鋒陷陣橫掃千軍的驍勇和無畏；再後來，這種能量逐漸轉化為一種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種睥睨世間萬物的雄心，一種經天緯地、濟世安民的抱負；到了最後，這種能量終於不可遏止地演變成一種問鼎皇權、君臨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個人能成為什麽，他就必須成為什麽。

巨大的潛能促使李世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求著生命的自我實現。他似乎始終堅信，上天既然賦予他這種潛能，必是要讓他完成某種神聖的使命。

不可否認，這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期許。

說白了，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遠知，也許正是為了加強這種心理暗示。所謂“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舊唐書·王遠知傳》），正是他不斷進行自我暗示的生動寫照。

不過，我們有必要知道，這樣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個偉人最寶貴的品質之一、恰恰是偉人區別於凡人的重要標志——“它標示出我們，似乎我們注定要從事偉大的事業！這是一種我們不知不覺自我賦予的價值。正是靠這種品質，我們贏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們高出那些門第出身、高官顯爵和功勛本身。”（拉羅什福科《道德箴言錄》）

樹立一個遠大的目標，然後不斷地進行自我激勵，這一切共同構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這種精神力量要遠遠大於門第、官爵和功勛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價值。換言之，只有始終如一地告訴自己“注定要從事偉大的事業”，只有持續不斷地讓這種自我激勵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偉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國精神之父愛默生說：“一心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的人，整個世界都會為他讓路。”

然而，如果說在武德前期整個世界確實都在為李世民讓路的話，那麽到了武德中後期，這個世界卻在他面前築起了一道無形的高墻。

與此同時，李世民發現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納入了一個無形的容器中。

這個容器是高祖李淵親自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劃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邊框。

李世民試圖沖破它，可無論他往哪個方向奔突，到頭來所有努力均告失敗。

最後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楊文幹事件。

從這個事件之後，無論是李世民還是李建成，肯定都會不約而同地意識到——用常規的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已經變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辦法只有一個：武力。

只有揮起手中的劍，才可能結束這一切。

就像亞歷山大曾經做過的那樣。

傳說在公元前333年，亞歷山大入侵小亞細亞，並占領了曾經輝煌一時的古代倫帝那王國的首都格爾迪奧斯城。他進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城中的宙斯神殿，希望了卻自己的一樁夙願。

幾百年來，這座神殿中一直供奉著一輛古老的戰車。在這輛戰車的車轅上打著一個復雜的繩結。神諭說，誰能解開這個結，誰就能成為亞細亞的統治者。幾百年來，無數的國王、智者、能工巧匠為之殫精竭慮，卻無人能將其解開。

這就是著名的格爾迪奧斯繩結。

當亞歷山大站在這個繩結前的時候，他凝視了很久，可最終的心情卻跟所有人一樣沮喪。

亞歷山大非常沮喪。因為他連繩頭都找不到，遑論把它解開。

就在亞歷山大即將放棄的一瞬間，他忽然想：為什麽一定要遵循常規呢？為什麽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解開呢？

亞歷山大刷的一聲抽出佩劍。

寒光閃過之處，繩結斷裂。

這個幾百年來難倒了無數人的格爾迪奧斯繩結就這樣被亞歷山大“解開”了。

對於一個政治家而言，當你無法用智慧解決問題的時候，就只能用武力。

這是一切政治鬥爭中的永恒法則。

而當李世民和李建成長久地凝視著橫亙在他們面前的那個“格爾迪奧斯繩結”，到最後肯定也都有了拔劍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