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幹兵變的幕後黑手（第2/3頁）

就算我們換一個角度，假設李建成這麽做是想趁李淵離開京師、朝廷空虛的時候奪取政權，那麽這個謀反計劃是否就變得可行了呢？

很遺憾，這樣的設想同樣不能成立。

道理很簡單，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論政治號召力，高祖李淵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物，他對政權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論及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勢力，可以說整個李唐王朝無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況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領了京師，他所得到的只不過是一個政權的空架子和長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縣的避暑行宮中，同樣可以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牢牢把握這個帝國，照樣可以從仁智宮發出一道道對全國州縣具有絕對權威的政令和軍令。而這一切，當了多年太子、長期在李淵身邊協理政務的李建成絕對不可能意識不到。

綜上所述，李建成謀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資治通鑒》中關於這個事件的記載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違背邏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當代的一些學者在深入研究後也紛紛提出質疑，最後作出了否定的結論。

如李樹桐在《唐史考辨》中說：“《通鑒》內，有關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案的記載，必與事實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傳》稱：“事實證明，楊文幹造反與李建成沒有關系。”

黃永年在《唐史十二講》中說：“李淵既然對李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元吉轉蒙恩寵’，建成又何必冒險用軍事行動來奪取政權？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淵還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備突厥，毫無恩寵衰薄的跡象？足見統統出於誣陷增飾，不是事實。”

事實上，就連《通鑒》的編纂者司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謀反之事的真實性，所以才會在《通鑒考異》中引用劉餗（《史通》作者劉知幾之子）在相關著述中的話，說當時這個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東宮”。

所謂“妄告東宮”，關鍵就在於這個“妄”字。也就是說，爾朱煥和橋公山對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屬於誣告。那麽，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為何會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顯然，他們如果不是被人收買，就是受人脅迫。

那麽，又有誰會去收買或脅迫他們誣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個——秦王府的人。

眾所周知，在武德年間，當“兩大集團正在進行激烈鬥爭的時候，與事無關者是不會陷害太子，為李世民出力賣命的”（牛致功《唐高祖傳》）。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不管是爾朱煥和橋公山，還是杜鳳舉和宇文穎，其背後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驅使和操控。

換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後那只看不見的手。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當高祖對秦王鄭重作出廢立太子的承諾後，李世民一定以為自己已經在這場漫長的政治PK中勝出。那一刻，道士王遠知三年前說的那句“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的預言一定無比豪邁地回響在他的耳邊。

然而，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卻完全出乎李世民的預料。

就在他距離太子之位僅有半步之遙的時候，忽然間夢想破滅，功虧一簣，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舊是秦王。

李世民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到底是為什麽？

原因很簡單：李淵反悔了。

正當李世民意氣風發地率軍前去征討楊文幹時，李建成施展渾身解數，動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對皇帝施加影響，其中包括齊王李元吉、後宮的嬪妃群和當朝重臣、侍中封德彝，最後終於促使李淵回心轉意，收回了廢立太子的成命。

要說李淵是因為耳根子軟，禁不住這些人的軟磨硬泡，那就過於低估李淵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整個太子謀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淵不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尤其是當太子已經被軟禁，圍剿楊文幹的軍事行動也已展開的時候，李淵必定會冷靜下來，仔細思考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時候他自然會看出此案的眾多疑點；再加上身邊各色人等的解釋、勸說和提醒，李淵就會意識到自己廢立太子的決定做得過於草率了。整個事件中唯一能夠認定的太子過失，無非就是“私運盔甲”這一條，可要說楊文幹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顯是證據不足的。當然，太子私運軍用物資肯定也屬於違法行為，但斷不至於被廢黜。

所以，李淵最後肯定也會意識到，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違法的把柄，然後精心制造了一個太子謀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顛覆太子的儲君之位。

換句話說，這是一起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