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良藥（第2/4頁）

《三國演義》中說，袁紹給生病的曹操發了一封討伐書，文章寫得很給力，曹操聽完之後，“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

陶德曼來的時候，蔣介石正在生病，連站都站不起來，接待德國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齡。

在病床前聽宋美齡讀完“靖和條件”後，他雖然不一定會立刻一躍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緒異常激動。

這是赤裸裸的訛詐和羞辱，日方所提條件如此苛刻，絕無接受余地！

事實證明，近衛並不真正懂蔣介石，後者往往到最艱難的時候卻反而能迸發出驚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許有過悲傷，失望，仿徨，懷疑，到這時卻只有憤怒和絕不妥協。

近衛的“靖和條件”，讓他更深刻地認識到，今日除投降之外無和平，舍抗戰之外無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戰談判，而是要借機征服與滅亡中國。

近衛以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蔣介石精神崩潰，卻不料反而激怒了對方。

當然，每個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樣，日本人選擇在南京屠城，並不僅僅是泄憤，恐嚇也是目的之一。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人對我說，那時候南京城裏人頭滾滾，南京城外也是屍骨遍地，曾經的江南富饒之鄉，成了“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人間地獄。

面對這種無邊無際的恐怖，老百姓怕，已遷居武漢的各方人士，甚至軍政要員們也在發抖。

僅僅半年時間，中國的陸海空軍精華已近乎喪失殆盡。殘存下來的中國軍隊雖組織了二線防禦，但兵力已嚴重不足，試想，全盛時期猶不能制敵，這時候還能再抵禦強大的對手嗎？

戰略這個東西，都要經過很長時間才看得出來，當時當地，幾乎沒有多少人認為中國還有勝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為在軍事失敗的情況下，非趕快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放眼望去，更是舉國惶惶，淒慘景況難以言狀。

據說當時除蔣介石之外，在國民黨和政府內部，對戰事比較樂觀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馮玉祥，另一個呢，並不是國民黨員，甚至還不是中國人，是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但他們倆也不過相信中國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個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來了“靖和條件”並做了“內部工作”後，連法肯豪森也不再堅持他的六個月了。

12月27日，中國統帥部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對陶德曼的此次調停進行內部討論。會上，多數人主張接受“靖和條件”，抱病與會的蔣介石說了聲不可以，話猶未了，連平時蔫蔫呼呼，不大出聲的於右任都站起來插嘴，言語之中，頗有譏誚蔣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連法肯豪森這樣的“絕對軍事權威”都斷言了，中國打不過日本，那何必再繼續無謂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這個時候主戰，與淞滬戰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樣，需要真正有點逆風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讀完書信的狀態一樣，蔣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並且堅決主戰。

此時求和，對國民黨和政府而言，無異於自取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要蒙受莫大恥辱，而且會導致內亂益甚，國內將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進入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們這些人只看到如今時局之危，卻不曉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撐此大難也？

蔣介石把主和的官員，包括汪精衛、孔祥熙、於右任、居正等一個個找來，逐一進行面談，反復說兩句話，一句是“當此國家危迫之時，若無堅忍不拔之志，從何立足”，另一句是“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在屋內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點光亮的艱難時刻，蔣介石把窗簾布一拉，說你們看看外面，世界大得很，我就不信沒人幫我們一道整治日本人，關鍵是我們自己得苦撐待變才行（“不患國際形勢不生變化，而患我國無持久抗戰之決心”）！

由於蔣介石的力排眾議，中國統帥部內部終於達成一致，決定對於近衛所提條件，一概不予理會。

盡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復陶德曼時，卻並沒有一口拒絕，而是說需要時間研究商量，等敲定後再正式答復。

距離最後答復，還有將近一個月，這一個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對於蔣介石和他的軍事部署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搶時間。

1938年1月1日，蔣介石正式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專任軍委會委員長，以便能夠騰出全部精力來部署軍事。

近衛內閣和軍方當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裏“研究商量”而遲遲不動，他們在遞交“靖和條件”時就說得非常明確：在你點頭答應條件之前，絕不影響日本的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