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交困

在上海陷落之後，“九國公約”也沒戲了。

這次國際會議表面上是宣告暫停，實際上是無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僅僅像國聯一樣，發布了一個譴責日本的宣言。

當初擴大淞滬會戰，付出如此大的犧牲，一大動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別是美國的注意乃至幹涉。

老外們的確是注意了，而且還肅然起敬。

特別是“八百壯士”守四行倉庫，簡直是一個絕妙的公關宣傳，讓你到了不打開電台，不翻開報紙，不每天追聽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滬戰役由此被國際輿論認為是自一戰後，全世界經歷到的“最易目見，最經過宣揚，而且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

在美國人眼裏，中國被視為是為民主和自由而戰，參加抗戰的中國人意志堅定，眾志成城，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普遍印象。

當時美國搞民意調查，同情中國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也為美國政府和民間後來越來越傾向於中國奠定了基礎。

由於美國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暫時無法對中國進行直接軍事援助，但它還是給予了財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後來的武漢會戰，在這整整一年時間裏，美國以略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大量向中國收購白銀，總計達到一億多美元。利用美元這一硬通貨，中國政府購買了價值近5000萬美元的軍需物資。

可是，這都還不等於他們會馬上起而幹涉，因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還可能是他們美國大兵的血。

參加會議的美國代表是戴維斯，中國代表顧維鈞向戴維斯提出，美國為什麽不制裁一下這個無法無天的日本，你們不是說要“防疫隔離”的嗎？

戴維斯很為難，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別的也做不了，要不，來個不買日本貨吧，算是意思一下。

讓顧維鈞和戴維斯都沒想到的是，連這個請示電文也遭到了美國國務卿赫爾的否決。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國會都炸開了鍋，議員們紛紛跳著腳罵戴維斯愚蠢，報紙上更是把戴維斯列為“不合格代表”，認為這哥們兒光想著別人，不顧自己國家利益，因而發出了召回戴維斯的呼聲。

中國跟日本打架，與我們有何相幹，憑什麽要大家不買日本貨，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惱了，反過來跟我們打怎麽辦？

歸根結底，美國人是同情中國的，甚至也佩服你，願意幫助你，可如果要他們現在就為此承擔戰爭的風險，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國代表艾登自己當局外人，還“好心”地勸告戴維斯，說你們美國要是沒膽的話，就別管這類閑事了。

知道嗎，這個世上，制裁有兩種，一種有效的，一種無效的。無效的，只會惹怒對方而沒有任何用處（比如不買日本貨），而有效的呢，就必須冒戰爭的風險（例如爆發美日戰爭）。

你有沒有膽？

戴維斯承認自己無膽，於是無可奈何地答復顧維鈞：算了，國聯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別奢望“九國公約”能制裁了。

絕望之中的顧維鈞看到了蘇聯代表，忽然靈機一動，趕快俯耳上去：你們蘇聯為什麽不在外蒙或東北邊境搞搞軍事演習呢，這樣也可以給小日本添加一點心理壓力呀。

那時蘇聯已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蘇聯代表大概都經過了肅反的考驗，一個個訓練得像他們的老大斯大林一樣狡黠。這位蘇聯代表轉而對顧維鈞說，軍事演習不是不可以，不過一定要有其他大國作為保證，即在蘇聯受到日本攻擊時進行援助。否則的話，我們是不會冒這種惹毛日本的風險的。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蘇聯代表指的這個大國，無疑是美國，可美國連不買日本貨都不願意，他怎麽肯做此保證呢？

當然，也不能說中國從國聯大會和“九國公約”會議上什麽都沒得到。最起碼兩個會議都譴責了日本，說明中日問題已經進入了國際化階段，中國從此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

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後有用，也只會在以後的漫長日子裏才會顯示出積極影響，對於彼時的中國來說，屬於遠水解不得近渴，一點忙都幫不上。

外國幹涉失敗了，暫時只能靠自己。

就在這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調停。

與上一次對德國人態度冷淡不同，這次蔣介石不得不認真考慮一下中日是否要進行直接談判。

“九國公約”永遠地“暫停”了下去，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為此惹上麻煩，關鍵問題是中國手上沒了籌碼，近階段的戰爭毫無疑問是打輸了，無論北方還是南方。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談判縱為下策，卻並不是絕對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