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從頭收拾舊河山（第2/6頁）

對這兩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議論。對張邦昌，早在欽宗時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現在都想為他說好話。中丞顏歧上奏說：“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更應該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說，只加了榮譽銜還不夠，還應讓他參與朝政。

黃潛善、汪伯彥也是曾經的“邦粉”，所以對李綱很排斥。顏歧也主張：“李綱為金人所惡，趁其未到任，應罷之！”

事情鬧得沸沸揚揚，最後還是高宗看不過眼去，出面幹預說：“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來，如史書上所論：“李綱之用舍，系一時之輕重。”不過，也是李綱的命不好，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應大大施展一番身手的，卻僅僅因為突然走紅而得罪了黃、汪等一批“藩邸舊人”。從此屢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顏歧為了達到阻撓李綱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寫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給李綱。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沒批。裏面的內容都是說：李綱不應為相，給他一個講筵官（皇帝老師）的閑職就不錯了，等等。把這樣的文字拿給李綱看，就是想讓李綱知難而退。再說李綱率軍到達繁昌，忽聞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時不知怎麽辦才好。他帶來的勤王軍，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樣的話，大多數人都將陷於沒飯吃的困境。同時士卒也都不願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條命出來戰鬥的，怎能垂頭喪氣地回師？

經過考慮，李綱決定北上投奔大元帥府。無論如何，這是大宋僅存的一個中央政權。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時，又得到高宗“登大寶”的公告，令李綱悲喜交集。欽宗對李綱到底還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後來，對李綱也頗有故人之情。兩位天子北去，一個時代結束，李綱的心情不可能不復雜。

繼續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說：前方不遠處的金陵，被叛亂的兵卒所占領。叛軍們囚禁了大帥宇文粹中，反了！他們濫殺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無數，士民財物被搶劫一空。雖然後來被招安，但賊性仍然不改，常帶甲橫行，殺戮如故。

李綱立刻寫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們聽自己節制，加入勤王軍行列。叛軍們懾於李綱大名，都表示願意解甲，聽候收編，但仍然不大老實，李綱抵達金陵後，與負責當地事務的轉運使李彌安聯手，誅殺了叛軍首惡者三十六人，其余徒眾千余人交由有關武官統轄，為百姓除了這一害。在金陵，李綱向高宗上表慶賀，同時上書論時事，縱論宣和末年以來對金策略的失誤。他說：自古中國對付夷狄之患，不過三策，即戰、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堅、人心固，則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勢利（地勢有利），則可以戰；我方如果辭理直、威力強，則可以和。

這就是說，講和，也是要靠資本的。在能打敗敵人的條件下談和，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綱分析靖康年間的失利，說，那是因為既不戰、又不守，給敵人以可乘之機。只是向敵人乞憐，希望敵人有惻隱之心，怎麽能成？就好比盜賊進室翻箱倒櫃，主人竟然毫無阻攔，他下次怎能不再來呢？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寫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現代漢語，大概有兩萬多字的分量。足見李綱對高宗“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抱有極大的希望。

李綱離金陵，率軍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為宰相。當初康王赴金營為質之前的慷慨，給李綱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即位後又對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極而繼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個局勢有了變化，有詔令各地勤王軍均停止前進，解散回歸原地。李綱舍不得解散義軍，就把從湖南帶來的和在金陵收編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帶了數百人的護衛隊，赴南京上任。過去，尚書省不知李綱已率軍前來，給李綱的文件都是發到湖北的。他們得到李綱在金陵的奏疏，才曉得李綱已經近在咫尺了。於是，關於新的任命與皇上欲召見的劄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綱手中。

與此同時，李綱收到的還有顏歧派人送來的奏稿。顏歧的這個搞法非常不合官場常規，在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當官兒的一般都很穩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場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員立刻就能變成潑皮！

李綱看了以後，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為相，是高宗的“乾綱獨斷”，外廷大臣則是多有反對的。

這時有人勸他說：“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綱哪裏會被這幾個小兒嚇倒，他說：“國家艱危至此，豈是臣子避嫌疑、自愛惜之時！皇上對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將來退歸田裏，死且不朽。顏歧之言，何足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