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12頁）

為了使自己不完全依賴於淮軍，為了將軍隊的控制權收歸中央，叛亂平息以後，清廷做了微弱的嘗試，即建立了練軍，這是一支特地用外國方法訓練的軍隊，其士兵選自綠營。清廷指望它能同化各式各樣的地方軍隊如淮軍，與八旗和綠營一起，組成國家經制軍隊。然而，練軍各部被派駐各省，置於各省提督控制之下。由於練軍大部駐紮在直隸，加之李鴻章能夠做到讓他的人擔任提督一職，因而，他就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控制了練軍。此外，駐紮北京的練軍及駐北方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的軍火取給於李鴻章的天津機器局，而且，練軍的規章及組織形式乃是仿效曾國藩湘軍而來，因而，個人效忠這一因素也就成為這一國家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李鴻章就能夠通過各種手段來攪亂中央政府的計劃，使其永遠依賴效忠於他個人的淮軍。李鴻章的軍隊鞏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對皇帝的忠誠則保證了他的軍隊會服務於中國。[25]

在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中國政界，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並保住其職位，光擁有軍隊是很不夠的，盡管它很重要，位高權重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1862—1872年間，李鴻章一步步成為一個重要的封疆大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曾國藩及其在地方和中央位居高官的朋友們。在這十年中的七年間，曾國藩任兩江總督，轄區包括安徽、江西、江蘇三省，其余三年，是李鴻章和馬新貽（李鴻章在福濟手下供職時他任合肥知縣）先後出任此職。因而，在這嚴酷艱難的十年間，擔任中國最富庶地區的這一十分重要的職務的不是曾、李，便是其密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安排的。1865年曾國藩奉命剿撚時，他想方設法要讓李鴻章坐鎮南京以保證其軍需供應。也正是在他的建議下，1866年底他和李鴻章對換了位置。1868年曾國藩移督直隸時，李鴻章已是湖廣總督，因而馬新貽被任為兩江總督。這樣，從1868年到1870年，中國最重要的三個地方職位就掌握在了李鴻章及其師友手中。天津教案和馬新貽被刺[26]引起的人事混亂使得李鴻章向朝廷施加壓力，讓曾國藩回南京兩江總督任，而不是讓他退休進京當大學士[27]；盡管李鴻章現任直督，但是他在長江一帶仍還有利益，因而希望有一個他可以依賴的人出督兩江。

同是在這十年中，李鴻章之兄李瀚章曾代他署湖廣總督（1867, 1869—1870），當時他正忙於鎮壓撚軍及貴州和西北地區的叛亂。瀚章還曾先後任湖南巡撫（1865—1867）和浙江巡撫（1867—1869）。鴻章於1870年出任直隸總督後，瀚章實授為湖廣總督，擔任此職一直到1882年。[28]

1865年李鴻章卸江蘇巡撫任後，繼其任者按順序有：劉郇膏（1865—1866），李鴻章丁未同年及前幕友；[29]郭柏蔭（1866—1867），曾國藩前幕友、李鴻章任上的江蘇按察使；[30]丁日昌（1867—1870），李鴻章前幕友；張之萬（1870—1871），李鴻章丁未同年；何璟（1871—1872），李鴻章丁未同年。[31]安徽巡撫喬松年（1863—1865年在任）曾在李鴻章任上當過蘇州鹽運使，這一職位是李鴻章為他搞到的。[32]1865—1874年間任安徽巡撫的英翰，在1854年李鴻章做當時安徽巡撫的幕友時是個安徽候補知縣，1859年署合肥知縣。[33]左宗棠、曾國荃和馬新貽均曾當過浙江巡撫，李鴻章的丁未同事沈葆楨和曾在曾國藩軍中任過職的劉坤一這一時期壟斷了江西巡撫一職。[34]李鴻章或曾國藩的其他朋友和同年出任巡撫者還有：錢鼎銘（河南：1871—1875），沈桂芬（山西：1863—1865），李宗羲（山西：1869—1870），鮑源深（山西：1871—1876），郭嵩燾（廣東：1863—1866），和喬松年（陜西：1866—1868）。[35]

除上述提到的兩江和湖廣兩個總督職位的任職情況外，出任總督職位的還有劉長佑（湖南人，前湘軍將領），1862—1867年間任直隸總督，此前還於1865—1866年間任閩浙總督；張樹聲（淮軍將領），1871—1872年間任漕運總督；喬松年，1871—1875年間任河東河道總督；馬新貽，1867—1868年間任閩浙總督。[36]

1872年，曾國藩去世，李鴻章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保護人兼同伴。曾國藩從他開始在北京任職時起就在那裏廣交朋友，以之為他及他的門徒們的奧援。李鴻章雖然從1862年開始也已在京師交結朋友，特別是巴結上了恭親王，但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曾國藩及其權勢；然而，曾國藩去世兩年後，李鴻章開始有了一種交往，這一交往將延續其終生並保證他在反對派的激烈攻擊面前保住其職位——這就是他和慈禧太後的交誼。

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這種交誼始於何時，它似乎是孕育於1874年和1875年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1874年，兩宮皇太後謁清陵時，正宮皇太後慈安召李鴻章護送謁陵，這就給了慈禧太後一個判斷李鴻章的個人品性的機會。翌年，圍繞著同治帝去世和慈禧發動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