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7頁）

1861年11月18日，曾國藩在安慶接見了一個由避難上海的被困商人和蘇州士紳組成的乞求軍事援助的代表團，他們呈上了蘇州宿儒馮桂芬的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江蘇作為一個抗拒太平軍的主要基地的戰略優勢。曾國藩經過考慮，不僅決定派左宗棠率軍去浙江作為南翼，而且還決定為收復江蘇建立一支新的軍隊。他委托當時正負責著一支長江水軍的李鴻章組建這支新軍隊，請李鴻章回他的家鄉安徽淮南地區去征募新兵，這支軍隊就是後來著名的淮軍。[36]

正當醞釀建立新軍之時，曾國藩於1861年12月25日接到諭旨，奉命調查江蘇、浙江兩巡撫能否勝任。在簽署日期為1861年12月26日的覆奏中，曾國藩說這兩個巡撫均不稱職，並在夾片中保薦李鴻章為江蘇巡撫。他指出，李鴻章不僅“精力過人”，而且“才大心細”，“勁氣內斂”[37]。曾國藩本來想舉薦李鴻章的同年沈保楨出任這個職務，但是沈葆楨缺乏軍事經驗，這就使得曾國藩薦李鴻章以代之。[38]當時的緊張局勢使得將地方軍隊的真正指揮權和最高民政權歸於一人幾乎成為必須的。作為將在江蘇與太平軍作戰的淮軍的統帥，李鴻章如果再能成為江蘇巡撫，那麽他將不必為互相抵觸的行政權力和紛雜的物議而煞費苦心。看來曾國藩是在盡力企圖集中權力以便杜絕綠營所曾經歷過的分裂狀態。

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率領他新招募的淮軍返回安慶後[39]，即著手仿照湘軍訓練和組織他的軍隊[40]，幾營湘軍也受曾國藩之命幫助淮軍進行訓練，曾國藩還指派他的兩個部將程學啟和郭松林所部歸李鴻章指揮。到3月底，淮軍主力已經做好沿江東下上海的準備。按原定計劃，淮軍要在曾國荃所部湘軍配合下一路打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急需這支軍隊，於是上海士紳租了幾艘外國輪船，在4月份分三批將這支軍隊全部沿長江運到了上海。1862年4月28日，李鴻章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署江蘇巡撫的正式任命。[41]

既然李鴻章已經得到官位，我們就不能再將他看作是曾幕成員了。但是，作為江蘇巡撫，他仍然是曾國藩轄下的屬員，因為曾國藩是兩江總督，管轄著安徽、江西和江蘇三省。他們之間的師生關系也依然存在，他們之間的合作更加親密。在往返於上海和安慶的信函中，他們討論軍事戰略、財政措施、人才的延攬和提攜、馭外的方法等等。他們之間的關系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友好的，李鴻章將曾國藩作為上級來服從。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到淮軍，李鴻章則滿懷戒備地保衛他對淮軍的權利。1862年，曾國藩扣留了淮軍新招募的九個營，用以保衛安徽的無為和廬江，這時，李鴻章一再堅持要曾國藩放開這九個營並將其送往上海。因為那裏沒有其他軍隊可依恃，也因為曾國藩覺得當時太平軍的威脅在安徽而不在上海，所以他繼續扣留著這些軍隊。李鴻章則仍然堅持它們應被放開，曾國藩最後只得默許，他寫信給李鴻章說：“鄙人多年在外，屢經挫敗，故常有無禮之葸，過計之憂，伏希亮鑒。”[42]

李鴻章和左宗棠既已分別在江蘇和浙江站穩腳跟，作為最高統帥的曾國藩，現在便有了兩支新的軍隊配合他的主力部隊——這支部隊由他的兄弟曾國荃率領——沿長江向東推進，太平天國面臨三路圍困，清王朝開始走好運。李鴻章是三路軍隊中最早完成任務的，即光復了江蘇省。在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常勝軍”——這支軍隊在華爾死後由“中國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領——的幫助下，李鴻章於1863年12月5日收復省城蘇州。在收復了江蘇的其他地方後，李鴻章奉旨馬上率部去援助正在圍攻太平天國都城南京的曾國荃部。

李鴻章此前從未回避過任何棘手的任務，也從未逃避過責任，但是這一次他卻遷延不前，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李鴻章由於態度不積極而受到朝廷的指責，這時，曾國藩意識到了背後的原因，於是站出來替他辯護：“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進兵最速，此次會攻金陵，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43]曾國藩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已經將南京包圍，顯然，南京不久即可攻陷，李鴻章不想在這最後一刻出兵參戰以分享屬於曾國荃的榮譽。作為最高統帥的曾國藩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他有責任命令李鴻章進軍南京以加速其陷落，但是，若這樣做，實際上則是在攫奪一部分他兄弟應得的獎賞。李鴻章能體諒人，對於涉及到的諸種因素洞察敏銳，因此，他能夠給曾國藩“留面子”。曾國藩對李鴻章此舉非但無不快之意，反而站出來為他辯護，這一事實證明李鴻章對形勢的理解是正確的。[44]李鴻章此舉適與左宗棠在太平天國幼主洪福[45]逃跑一事中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