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7頁）

曾國藩幕友的才幹都是上乘的，這反映了幕主的品性。曾國藩手下絕大多數軍事將領在成為將領之前是書生，他們沒有行伍習氣，治軍以“仁”以“禮”，視下級軍官如兄弟。[35]曾國藩本人就是一個死硬的儒學信徒，作風嚴謹，律人甚嚴，但卻是用一種嚴父般的嚴。談到部下，曾國藩曾說：“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為父為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36]

募“勇”方面，曾國藩只用村夫，特別是山區農村的農民。每名被錄取者都必須在村裏登錄在冊，其家庭情況則記錄在營。為了保證軍營紀律，曾國藩制定了嚴格的章程。吸食鴉片和賭博被嚴格禁止，汙辱婦女被視為首惡。[37]曾國藩還強調有必要訓練士兵正確使用武器，因為他認為綠營打敗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綠營兵沒有接受過適當的訓練：

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未聞（我軍，指綠營）有與之（指太平軍）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而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鈀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38]

1860年後，曾國藩得到了赫赫權位，但他不是用其服務於個人目的，不是用其削弱中央權力，而是一仍其舊，遵循支持帝國政府的政策。曾國藩真正支持的是儒家倫常，正因為清統治者是依靠儒家倫常進行統治的，故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太平天國不信孔孟而信奉被歪曲了的基督教，因此，對曾國藩而言，他們是可恨可咒的。與削弱中央政權相反，曾國藩致力於將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恢復到傳統的理想的平衡狀態，並在這一過程中，成為朝廷與地方士紳之間的中介人，通過他，士紳得以使自己對儒家傳統保護者的中央政府的支持產生效用；反之，還是通過他，中央政府使自己在地方上站穩腳跟。[39]曾國藩並不是獨自一人為維護儒家秩序而孤軍奮戰，他只是許多志同道合的人中的佼佼者，他的軍隊和他的幕府是由這樣一些人組成的，這些人認為，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以及後來抵抗西方人的政策是團結一致捍衛孔孟之道的最佳方式。[40]

盡管曾國藩維護儒家秩序，支持現行制度，但他是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充分認識到了官僚政治體制的庸劣無能。他常常告誡僚屬們要在地方上、在人際關系的基礎上籌劃解決問題的方法。曾國藩甫任兩江總督，便致函江西巡撫毓科雲：“銀餉應奏應題者，須倍加慎重，以少奏為是。或挈列敞敝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發。”[41]又例如，有一次左宗棠想奏調駐江西蔣益澧軍赴安徽以助曾國藩，曾國藩乃致書左宗棠，謂：

薌泉（蔣益澧）之能來與否，全視乎蔭渠中丞（劉長佑）之堅留與否。閣下與蔭渠為道義金石之交，如能屢函商定，然後以一片奏定，乃為妥善，否則諭旨俞允，而蔭渠不許，仍屬無益。去年奏調蕭軍，幾成嫌隙，可為鑒也。[42]

此信的結果是左宗棠聽從了他的勸告，以密友的口吻函商劉長佑，蔣益澧及其軍隊得以被放行。此前，曾國藩曾通過官方渠道想迫使劉氏這樣做，但沒能成功。[43]

上述事例表明，1860年後曾國藩的地位並不是高高在上，只是在同僚中位居首位而已。各將軍督撫均視自己的軍隊為私人所有，滿懷警惕地把著不放。就餉源而言，亦是如此。同治（1862—1875）初，曾國藩和江西巡撫沈葆楨為各自軍隊上疏爭餉，以至長期交惡。[44]朝廷對待這類事情的態度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而不是用它的權力發號施令去冒由於得罪一方而失去其支持的危險；另一方面，人們可以想見，朝廷擔心地方權力的增長，為控制之約束之，它甚至有意制造地方之間的矛盾，作為其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考慮到地方官員各有權力、相嫉相妒及朝廷的態度，諭旨在解決矛盾方面幾無作用，使輪子得以運轉的真正動力是交誼。[45]

除去使軍事成為幕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外，還有一個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但實際上卻只是復活了中國歷史上早期情形的現象，即曾國藩實行養士之風。與本書第二章描述過的縣級幕府和州級幕府相比，曾國藩的幕府更像漢代的幕府，幕中聚集著各種各樣的飽學之士。一個幕府的趣味決定於幕主的品性，正如《中庸》所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6]正是由於曾國藩儒學素養深厚、位高權重、篤學好士及其對自強之術的興趣，吸引了同時代的傑出之士爭趨入幕。1863年容閎曾會晤曾國藩，他是這樣描述曾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