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9頁）

名為科舉，實采譽望，其不由科舉進者，又有藩鎮辟召，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遷擢，考其平素，取其行實，故為士者，知自愛重。其始也，莫不學為有用之才；其出也，莫不重於所事；及其久於幕府，習熟事機，一理為顯官，在內則論思獻納，在外則仗鉞守邊，無施不可。[14]

正如可以預料的那樣，五代時期（907—960）幕府制度興盛起來，各式各樣的軍事首領彼此競爭，以便使士人為之效力。[15]然而，到了宋代，盡管幕府依舊存在，但它萎縮了，大大喪失了力量，因而不再是最重要的進身之階。[16]深藏在這種衰落後面的原因，是宋代官僚政治權力的膨脹、儒家思想的加強和科舉制度的最終定型。幕府制度衰落的更深一層的原因則是缺乏前代得以保持養士之風的貴族階層及大量財富。蒙古人征服中國，結束了存在一千多年的幕府制度，明末清初復興的幕府制度已是一種大異其趣的幕府制度了。

明清時期的幕府制度不同於以前的幕府制度，明清幕府純粹是私人性的，與政府沒有任何法定關系。私人聘請的原則依舊存在，但是幕府成員只是被地方官員聘為私人參謀，而不能被授予任何官職。明清兩代，任命官吏的權力始終操之於中央政府之手。另外，復興起來的幕府制度是民政工具，在清代太平天國起義前，它和軍事很少或沒有聯系。這種新幕府制度最鮮明的特征是，它不同於舊的幕府制度，它的確立和被廣泛使用是在中央權力有堅強控制力的時候，即在清代前期。令人驚奇的是，幕府制度的加強不僅僅只是由於滿漢之間的對立和“內行”與“外行”之間的沖突，也部分地是由於明清時期中央權力的增長。

在整個中華帝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裏，“吏”和“士”之間在如何正確培養國家公職人員這一問題上一直有爭鬥。“吏”在行政管理上是行家，他們通過實踐經驗學會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在行政管理上他們起著和幕府成員相同的作用，這兩個集團偶爾也同時並存。但是這兩個集團參與公事的情形是不一樣的：“吏”供職於京城，在幕府制度闕如的時期，他們也供職於地方，盡管他們不由地方大員個人聘用。在明代，“吏”在官場的級別和社會地位均有下降，因而在“吏”和“官”之間出現了一個真空，這一真空由幕府制度填補了。在幕府制度早期上升時代，有些“吏”得以能夠脫出吏海，成為官僚，有的甚至位至大臣。那些成了名、當了官的“吏”在其升遷過程中也就變成了“士”，當然有些人本來就是“士”。對於“吏”這一集團而言，以實際經驗作為進身之階，與幕府成員是毫無二致的。

另一方面，“士”選擇了熟諳儒家思想的道路作為他們獲取官職及與之俱來的聲名財富的手段。他們認為，詩書典籍包含著特定的真理，這些真理包羅萬象，將其用之於現實問題，則可以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凡不是從這些真理中推導出來的辦法注定會失敗。他們從事著述寫作，傳播和維護這些真理。[17]儒士之進入政府，其境界比“吏”更高、更富有道德性，“士”所關心的並不是官僚政治的細枝末節，而是與生活本身相關的宏觀問題。

孔子說：“君子不器。”[18]然而，經世致用的倡導者們卻恰恰要力圖那樣做，要使“士”成為政府的工具。秦代統治者曾致力於此，此後一直被儒家士子所毀謗。王莽（公元前33—公元23年）和王安石（1021—1086）也都曾試圖改變儒家的思想標準，使“士”成為治理國家的行家，但都失敗了。他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所要改變的“士”是儒家思想真正的主宰者，王莽和王安石所采取的政策與“士”所信奉的“儒學本身就是目的”這一信條是截然對立的。儒家的真理適用於人世間的各個方面，它不僅僅用於指導政府的政策；在將這些真理應用於行政管理方面，“士”扮演的是外行的角色，與19世紀英國那些外行所扮演的角色相類似。“士”參與了行政管理，而且其中許多人成就斐然，但是對他們來說，這本身並不是目的。

與“吏”和幕府成員這些行家裏手相對而言，“士”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外行。然而，一旦“吏”和幕府這兩個集團中任何一個集團的部分成員升遷為官時，盡管他本質上是個內行，他還是要戴上外行的面具。儒家的思想觀念仍重於法家的思想觀念而居於優勢。

在“吏”和“士”二者的沖突對立中，社會觀念通常認為“士”是社會的基礎，因而對它十分偏愛。然而，直到明朝末期，“吏”仍可能獲致高位。中華帝國史上“吏”最有機會得到升遷的兩個時期是漢代和元代。在漢代，儒家那一套作為正統的出仕途徑尚未牢固確立。劉邦的親信蕭何[19]（死於公元前193年）及其支持者曹參[20]（死於公元前190年）、武帝時丞相公孫弘[21]（死於公元前121年）、京兆尹張敝[22]（死於公元前48年）以及漢成帝（公元前32—6年在位）時大臣王尊[23]，均由“吏”起家。[24]隨著唐代科舉考試制度化以其為選拔官吏的正統方式，“吏”升遷為官的機會大受限制，直到元代他們才重新占據重要地位。據《元史》記載，泰定帝（1324—1329年在位）時，“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25]。這一比率不僅反映了“士”不願意參加僅僅將他們作為“器”而不是作為“人”對待的蒙古人政府，也反映了蒙古人不讓“士”擔任高官重臣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