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章 離經叛道（三）

“他這麽做卻給後世做了一個很不好的榜樣！”

對於中國人而言，很難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錯誤，大多選擇“為長者諱”。但是朱宜鋒並不在乎這些。他本身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當已經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頭為自己謀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東西的時，自然也應該直面其犯下的錯誤，更何況，這會給外人制成一種假想——連自己的祖先犯的錯都可以指出，那麽面對類似的錯誤，誰還能再說出一個“不”字。

但是當這話聽在郭嵩燾的耳中，讓他渾身猛然一顫，為人臣者，有些話甚至連聽都不應該聽。

怎麽辦？

猶豫間，郭嵩燾的眼前猛然一亮，連忙開口說道。

“殿下，刪書者焉止高皇，秦無道方才‘焚書坑儒’，高皇刪書之後，實是聖人之道！”

為了給朱元璋洗地，郭嵩燾甚至不惜搬出聖人來。

“聖人得帝魁之《書》三千三百三十篇，刪定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而高皇帝刪書亦是合聖人之道……”

郭嵩燾的話讓朱宜鋒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統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孫子刪書這個真假難辯之事給說了出來。但是臣子這麽給高皇帝洗地，作為子孫後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實之前在道出這句話時，朱宜鋒的視線朝著孝陵的方向投去，他並不後悔說出這句話。或許對於不少人來說，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並不意味著沒有犯錯。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這件事兒上他就做錯了。

“高皇為了讓大明政權千秋萬代永世不倒，刪以《孟子》85條，但其亦知文不可盡刪，僅編了一本《孟子節文》，以供士子專考，可卻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書，但是高皇卻未曾想到，其無意之舉，卻由此開以中國刪書之河。”

因為認了朱元璋作為“先祖”，那就必須要為其行為負上一些責任。

“至滿清時，滿清更是將其發揚光大，滿清以異族蠻夷入主中國，為維持統治，更是推行文字獄，以文入罪。刪改天下之書，焚書數萬，更是為維持統治，肆意刪改儒家學說，以至於儒家完全淪為其工具，成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滿清禍國如此，實是可恨至極！”

郭嵩燾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確的話來。點點頭算是認同的他的這個態度，朱宜鋒又接著說道。

“然而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歷代君王隨意修改後的儒家。”

是的，這並不是真正的儒家。說儒家愚民的必須要先區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後的歷代儒家。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看作儒家的發揚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種“變態”。仲舒時期的儒家已經摻雜了一些陰陽五行的神秘學元素，為了體現君權神授的觀點，開始有了愚民的“雛形”，仲舒時期的儒家已經摻雜了一些陰陽五行的神秘學元素，為了體現君權神授的觀點，開始有了愚民的“雛形”

真正的儒學中，有“愚民”爭議的只有《論語》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話，引起爭議的原因是斷句問題，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種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譯過來大意就是“可以讓人民按照我們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訴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如果這種斷句成立，應該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雛形。至於第二種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截然不同，翻譯之後就是“民眾同意，我們就實行；民眾不同意，我們應該和他們說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後世很多人認為這是人們對於孔子的過分拔高，基於政治正確的原因，學術界支持第一種斷句以及翻譯確實也多一些，但是對於朱宜鋒來說，他更傾向於第二種，因為他知道中國的根本在什麽地方。

“其實，從開始罷黜百家的時候，掌握在統治者手裏的儒家就成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還是在於秦，秦國因為愚民而興，也因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後，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沒有退出中國歷史的舞台。”

緩步向前走著，朱宜鋒邊走邊感嘆道。

“不過，秦國二世而亡的教訓，卻為歷朝歷代所警，但‘漢隨秦政’的影響，加之秦國因‘愚民’而強的現實，又為歷代王朝不甘舍棄，而在這個時候董仲舒出現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個關鍵的角色，這正是朱宜鋒研讀史集得出一個結論。

“後人只看到董仲舒勸說漢武用以儒學，卻未看到漢武取儒家之‘仁’不過只是拿來一用，所謂‘仁’不過只是用來蒙騙百姓罷了，是為了掩飾秦政的本質，而董仲舒恰好看到這一點，看到漢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蓋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綱五常’來確立漢家統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