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帶

我們（我們這些生還的人）是否能夠理解，並讓他人理解我們的經歷？我們常說的“理解”，意思等同於“簡化”——如果沒有廣泛而深刻的簡化，我們周圍的世界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無法定義的一團混沌，讓我們無法指引方向，做出決策。總之，我們被迫將已知的世界概括為一個綱要模型——在進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我們為自己打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工具。這些工具是人類特有的財富——語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們也傾向於簡化歷史，但整理歷史事件的內在模式並非總是只有單一而明確的模式，所以不同的歷史學家理解和建構歷史的方法並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為我們本是社交動物，那種“我們”和“他們”涇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強烈，以至於這種行為模式，這種敵／友二分性，勝過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歷史以及學校中所教授的歷史，被這種二元論的趨勢所影響，非黑即白，簡單直接——它易於把人類歷史的長河引向沖突，把沖突引向鬥爭——我們和他們，希臘人和斯巴達人，羅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為如此，觀賞運動才實現如此成功的流行，如足球、棒球和拳擊：兩隊運動員（或兩名選手）進行對抗，服裝鮮明，易於辨認。而等到比賽結束時，總會有被征服者和勝利者。要是比賽結果是平局，觀眾就會有上當和失望的感覺。在潛意識中，觀眾們或多或少希望有勝者和輸者，從而相應地分出好人和壞人，因為好人必將勝利，否則這世界就要被顛覆了。

對簡化的渴望無可非議，但簡化本身卻並不總是如此。只要你把簡化看作是一種等待檢驗的假設，那麽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錯把簡化等同為現實。大部分歷史和自然現象並不簡單，或者並不像我們希望的那麽簡單。而且，集中營裏的關系網絡也不簡單，不能簡單地概括為迫害者和受害者兩個陣營。當今閱讀（或書寫）集中營歷史的人都會顯露出一種傾向（事實上，一種需要）去區分邪惡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審判日的地位——這邊是信徒，那邊是惡棍。年輕人們首先要求明確，直截了當；他們對世界的經驗不足，不喜歡模棱兩可。在任何情況下，他們的期待正像剛剛進入集中營的囚犯一樣，無論青年還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之外，都期待發現一個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們自人類遠祖時便內化於心的簡單模型——“我們”在內，敵人在外，有著一條明確定義的地理戰線。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營新來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驚。他們所突然墜入的這個世界是可怕的，沒錯，但同樣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簡化模型。敵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內部，而“我們”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對抗的派別不僅是兩個；人們不能發現一條（唯一的）戰線，而是許多，可能無數條混亂的戰線，橫亙在相互之間。進入集中營的人希望至少這些不幸的人能團結起來，但在集中營裏，除非特殊情況，毫無結交盟友的希望。相反，這裏只有成千上萬自我封閉的“單體生物”，而在他們當中，只有無望的隱藏和不斷的掙紮。在進入集中營後的幾個小時內，這個突兀的新發現就變得如此顯而易見。新來的囚犯在尋求盟友時，往往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現實是如此殘酷，以致立刻導致人們抵抗能力的崩潰。對許多人來說，這是致命的、間接的，甚至直接的——毫無準備下的打擊是難以防衛的。

這種侵犯可以表現為多種方式。別忘了，集中營系統從出現起（同時，納粹主義勢力恰好在德國開始擡頭），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粉碎敵人的抵抗能力——對於集中營管理者來說，新來的囚犯被視為敵人，不管他身上帶著什麽樣的標簽，必須馬上打倒以免成為組織抵抗的榜樣和源頭。在這件事上，黨衛軍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從這個角度，必然可以解釋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惡儀式”，盡管每個集中營的做法大同小異：馬上遭到拳打腳踢，往往是在臉上；伴著真正（或偽裝的）的狂怒，吼出一連串命令；剝光衣服，赤身裸體；剃光頭發；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難說所有這些細節是由專家設計，還是根據經驗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們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隨意為之——因為這就像是一場演出，這是相當顯而易見的。

然而，這套“進入儀式”以及由它所導致的道德崩潰，多多少少是由集中營世界的其他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權囚犯——所煽動的。一個新來者很少被接納，我並不是說作為朋友，而僅僅是作為普通難友；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老資格（三四個月就算是老資格了，徹底轉變是非常快的！）表現出激怒，甚至敵意。人們嫉妒“新來的”（德語稱為“Zugang”，人們應該注意到，在德語中，這是一個抽象的管理名詞，意味著“進入”、“進來”），因為他似乎仍舊帶著一點家的味道。這是一種荒唐的嫉妒，因為事實上，進入集中營的頭幾天所遭受的痛苦要遠遠大於以後的日子。在集中營裏，隨著歲月流逝，囚犯不僅適應了環境，也積累了經驗，從而能為自己打造一個庇護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們取笑，成為各種殘忍惡作劇的對象，就像所有團體對待“新人”或“菜鳥”一樣，或像原始人類加入部落所舉行的儀式——無疑，在集中營裏存在著退化，引導人們歸於原始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