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1942年這個關鍵的年頭，關於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消息開始流傳開來。雖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語，但這些消息相互印證，勾勒出一場大規模屠殺的輪廓。面對著如此窮兇極惡的殘忍，如此錯綜復雜的動機，如此罪大惡極的罪行，人們往往難以相信它們的真實性。有意思的是，這些罪犯早已料到了公眾們的質疑：許多幸存者，如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結尾處回憶黨衛軍喜歡用嘲笑的口吻訓誡囚犯：

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歷史學家們可能會懷疑、討論和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無法定論，因為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說，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讓人無法相信——他們會說這是盟軍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包括你們。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非常奇怪，出於絕望，同樣的想法（“即使我們把這些事情講出去，人們也不會相信我們”）也會以夢魘的形式出現在囚犯們的腦海中。幾乎所有的囚犯，在他們的口述或回憶錄中，都會記得在集中營常做的一個夢。夢的內容大同小異——他們回到家，帶著熱情和寬慰，向所愛的人講述自己遭受的苦難。但對方不相信，甚至不傾聽他們的講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殘酷）的夢中，對方會默默轉身離開。我們將再次討論這個話題。而在這裏，我想強調的是——無論受害者，還是迫害者，都怎樣深刻地意識到集中營所發生的滔天罪行是多麽讓人難以置信。在此我們還要補充的是，這些罪行不僅發生在集中營裏，也發生在猶太人隔離區，發生在東部戰線後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裏。

幸運的是，歷史並沒有像受害者所擔心的（也是納粹所希望的）方式發展。即使最完美的組織也有弱點。而希特勒的德國，尤其在崩潰前的幾個月中，遠遠不是一台完美的機器。大量關於大屠殺的物證被銷毀，或者多多少少巧妙地嘗試去銷毀證據：在1944年秋天，納粹炸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z）的毒氣室和焚屍爐，但廢墟仍然在那裏。不管納粹的追隨者們如何歪曲事實，他們都難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設為它們提出合理的用途。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在1943年春天那場著名的起義後被夷為平地。但多虧眾多戰士（他們既是戰士，又是歷史學家——他們自己的歷史學家）的非凡努力，證據被保留下來——在瓦礫堆中，常常在數米之下，或被偷運出高墻之外。使其他歷史學家後來能夠重新發現這些證據，從而了解隔離區內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戰爭最後的日子裏，所有集中營档案都被燒毀了。這真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甚至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爭論，受害者的人數是四百萬、六百萬，還是八百萬——但仍以百萬為單位。在納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屍爐前，無數遇難者的屍體，被蓄意殺害的，在苦難和疾病中殉難的，可能成為大屠殺證據的，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讓人難以啟齒，是把屍體，成千上萬的屍體，草草地堆積埋葬在巨大的萬人坑中。這樣的措施得以實施，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營，在德軍侵略蘇聯的途中。這是一種野獸般漫不經心的臨時措施。那時德軍在各條戰線節節獲勝，最終的勝利似乎指日可待。他們可以在勝利後再決定怎麽辦——畢竟，勝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連歷史真相都可以隨意書寫。無論如何，可以為萬人坑詭辯，可以讓它們消失，也可以把黑鍋扣到蘇聯人頭上（在這方面，蘇聯人在卡廷慘案中證明並不比德國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德國人改變了主意——最好馬上銷毀所有證據。集中營的囚犯們被迫挖出那些可憐的遺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燒成灰燼，似乎人們完全不會注意到這些反常的大規模行動。

隨後，黨衛軍指揮機構和安全部門殫精竭慮以確保消滅所有證人。這正是（難以有其他解釋）他們在1945年1月間，草菅人命而喪心病狂地轉移集中營囚犯的用意所在——隨著囚犯被轉移，納粹集中營的歷史也得以篡改：麥達內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奧斯維辛，奧斯維辛的囚犯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爾德的囚犯到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的女犯們到什未林（Schwerin）。總之，當德國人在東西兩線頻頻敗退之時，他們必須攫走每個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轉移向德國的核心地帶。納粹並不在乎囚犯們可能在轉移途中倒斃，重要的是不能讓他們講述自己的遭遇。事實上，從作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為死亡工廠，再（或者同時）成為巨大的、不斷更新奴工苦力的勞動營，集中營已經對行將滅亡的德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為它們本身包含著集中營的秘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殺真相的犯人們，德語稱為“Gebeimnisträger”，組成了仍然植根於集中營的幽靈軍團，必須加以處理。已經被拆毀的滅絕營，也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不得不向德國內地轉移。這些決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減少不斷逼近的前線對集中營的威脅，繼續把這些“幽靈”困鎖在集中營內，進一步壓榨他們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惡毒地希望如《出埃及記》般行軍的苦難折磨會減少他們的人數。而事實上，他們的人數的確驚人地減少了，可一些囚犯靠著運氣和體力活了下來，成為大屠殺的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