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第5/6頁）

很顯然，子文對與他關系不錯的一些軍官（僅在上海就有293人）做了提醒，讓他們在實行改革之前從銀行裏把黃金提走。不妙的是，其中某個人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上海立即陷入恐慌之中，數百位大客戶跑到銀行裏提取黃金現貨，其他一些合法的客戶也從政府手裏提走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私人黃金。恐慌還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委員長發火了，他成了全國人民的笑柄。這一次，他徹底受夠了宋子文。

子文被正式認定對這次“黃金搶兌”事件負責。蔣介石命令他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同時還取消了他在政府中的其他頭銜，並下令陳氏兄弟對子文的金融活動進行秘密調查。調查結束前，為了安慰宋子文，蔣介石任命他為廣東省主席和綏靖公署主任。這使宋子文可以輕松地通過在廣州和香港的銀行把大量的財產轉出中國，並有足夠的時間變賣大部分的資產。

他在行政院發表辭職講話時，說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話：“目前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前的經濟危機是8年抗戰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間因極不平衡的預算而累積造成的後果。投機活動又部分加重了危機的程度。”

1947年秋，陳氏兄弟完成了他們受命所做的調查。他們遞交了一份長達1.5萬字的報告，指責子文“對外國資金處理不當”。報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權的公司花費資金和供應品“並非是為了進口用於重新建設所需的物資”。報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權集團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國開發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貿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揚子發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辭職、卷起鋪蓋去了廣東之後，調查人員發現，中國儲備的硬通貨和金條——包括子文擔任財政部部長時期人們一直認為儲存在國庫中的9億美元現金和600萬盎司黃金有將近一半不明去向。

它們哪裏去了呢？

得梅因市《紀事報》的發行人加德納·考爾斯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二戰”結束後他曾訪問過中國。回國後他寫了一篇報道，於1947年9月發表。

在上海的一場晚宴中，一位對現政府不滿的人對我說：“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國永遠也好不了。他們在華盛頓、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銀行的私人賬戶上有超過10億美元的存款。”他離開後不久，中國銀行的一個高管對我說：“別信這些屁話，他們家的存款不超過8億美元。”

此時此刻，孔祥熙遠在美國，宋子文被貶廣東，毛澤東的軍隊則以破竹之勢橫掃華北。在這樣的形勢下，委員長仍然試圖維護政府的臉面。面對暴風雨到來之前的平靜，他毅然決定發行金圓券。再三延遲之後，新版貨幣的發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舊版鈔票連同黃金、白銀和各種外幣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為了確保這項工作順利進行，蔣介石派他的兒子蔣經國跟新任財政部部長俞鴻鈞一起負責新版貨幣的發行事宜。

委員長給蔣經國下達特別指示，讓他首先把上海“打掃幹凈”。很顯然，他想讓大家都知道他蔣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蔣經國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跡，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這次行動中，蔣經國將攆走所有的腐敗分子（青幫分子除外），關閉黑市，把那些肆無忌憚的投機者投入大牢，並協助對上海黑社會進行經濟“改革”。這項任務有點離譜。蔣經國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執行父親的命令，他對各種腐敗行為、黑市商人和貨幣投機者進行了無情的打擊，在大街小巷到處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幹部，一旦發現，就地展開審訊，在路邊執行死刑。不過，蔣經國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第一個錯誤，他逮捕了股票經紀人杜維屏。這位年輕的經紀人被控在貨幣改革前拋售了3 000萬股股票——很顯然，他的父親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杜月笙這位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的兒子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接受了蔣經國的審訊，在大家還不知道他被捕的情況下便被判了刑。蔣經國對小杜的處罰相對較輕，只判了他8個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卻並不是他非法獲取貨幣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沒有按照規則在正規交易所拋售股票。不過他沒有服刑，因為如果服刑的話，對他父親來說有點兒“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審和定罪卻發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時代已經變了。

“二戰”結束後，由於年事已高，加上長期吸毒導致身體每況愈下，杜月笙的權力之手已經逐漸松開。那些在戰爭中大發橫財的對手們也試圖擺脫青幫的控制，這讓他倍感壓力。杜月笙現在已經60多歲了，身體也不太好，他無心重新打理青幫的日常事務。此時的共產黨正如狂風暴雨般席卷東北地區，即將揮戈南下，杜月笙已經很難集中精力重新恢復舊上海的那套秩序，他開始往香港轉移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