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第3/6頁）

面對舊金山的一眾記者，子文聲稱黃金市場上的異常現象已經引起了他的“懷疑”。他解釋說，3月28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政府提出自3月30日（也即下個星期一）起提高黃金的官方價格時，曾要求與會人員必須嚴格保密。但在檢查成交數字時，子文注意到星期五那天的黃金銷售額是近幾日平均銷售額的兩倍。發生這種事情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某個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把黃金價格將在周末急劇上漲的消息透露給了同夥，使他們能在星期五這天低價買入黃金，而在星期一高價拋出。子文也許以為他這麽做是將了孔家某個人一軍，而孔家當時正處於極盛時期。子文說，當時他帶著疑問匆匆前去面見蔣介石。

在蔣介石的命令下，相關部門快速進行了一次調查，最終發現這次事件真正的“犯罪者”是中央信托局的兩個小職員，而孔祥熙和宋子良兩人都是該局的董事會成員。孔祥熙掌控的交通銀行和中國中央銀行在事發當天的那個星期五把正常的停業時間從下午5點延遲到了晚上9點，以便購買黃金的人“隨時前來購買現貨”。盡管如此，從這兩家銀行也沒有查出什麽問題。

那兩位運氣不佳的職員被判處槍決，立即執行。臨死之前，其中的一個大喊他倆是“替罪羊”，這一點大家心裏都很明白。

子文認為這種處決很有必要：“因為對政府在腐敗方面哪怕有絲毫懷疑，都應該立即進行全面調查，該罰則罰。這樣做只會強化政府的權威，增強人民的信心。”

據說這次黃金醜聞獲得的利潤數目很大，有新聞報道說有“450億元”，不過這裏指的是通脹時期的中國貨幣。該為此次黃金醜聞負責的那些沒有被點名的“高官們”實際上只掙了大約兩萬美元。

充當“聖人”角色的孔祥熙有一次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戰爭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件不幸的事。”他有點兒言過其實了，戰爭對普通中國人來說確實是件壞事，但那些與宋家王朝有聯系的人卻例外。正如西北大學的弗朗西斯·徐[2]博士發現的那樣：“官位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經濟回報，以至成了這個國家最賺錢的行業。”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湯恩伯，此人有幸參與了最聳人聽聞的戰爭醜聞，他的經歷體現了蔣介石政權最糟糕的品質。湯恩伯外號“紙老虎”，是委員長的浙江老鄉，小時候是個農村的小地痞，只學過一點武術。到了上海之後，湯恩伯贏得了青幫的賞識，做了打手，後來又說服當地的一個軍閥出錢送他到日本的一所軍事學校上學。“二戰”爆發時，他已經成了最受蔣介石寵愛的野戰軍指揮官之一，成了黃埔系中的一員。他做出的第一個“成績”，就是在河南省掌管軍隊時，夥同其他幾位高級軍官一起炸毀了黃河大壩。此外他還跟他人一起，威逼農民們把僅有的糧食都拿出來交“特別稅”，從而導致河南在1942—1943年發生了嚴重饑荒，讓白修德唏噓不已。

“相對來說，他還算討人喜歡，”白修德回憶說，“他舉止優雅，性情溫和，精力充沛……農民和普通市民們卻把他當作他們苦難的罪魁禍首，他們編了一句順口溜以示嘲諷：‘河南二殃，黃河與湯’。”

農民們挨餓的時候，湯將軍卻在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過得更舒服。他的地盤位於顧家兄弟在戰爭時期統管的上海地區的上遊。顧家兄弟當時在杜月笙去重慶避難之際，受托代為掌管杜的領地。這樣一來，湯恩伯就有機會在青幫下遊地區購買日本的違禁消費品，然後用美國援助中國的卡車運到包括重慶在內的內地城市，到黑市上出售。從顧家兄弟那裏買不到的，他就直接用美國援華物資跟日本人換。他還販賣瑞士手表、法國香水和英國毛紡織品，強迫農民種植煙草，然後賣給內地的煙廠，鴉片則賣給青幫。僅這些還不夠，湯恩伯還克扣軍餉，不給士兵們足夠的配給，把本應發放給士兵們的美國援華裝備拿去賣掉。他手下軍隊的花名冊有1/3都是徒有虛名，這樣他便可以冒領空頭軍餉。

1944年日本人發動“一號行動”後，湯將軍只身離開前線，他手下的軍隊在驚慌失措之余，潰不成軍，四散奔逃。參謀軍官們丟下士兵不管，征用了手中的800輛卡車中的600輛，把妻兒老小、金銀細軟等能帶走的全都裝上卡車，倉皇逃竄。為了弄口吃的，那些被遺棄的步兵跑到農民家裏搶他們賴以生存的耕牛。盛怒之下的農民們拿起木叉奮起反擊，結果把5萬士兵給繳了械。

作為獎賞，湯恩伯被任命為陸軍第三方面軍司令長官，下轄14個美械師。抗戰即將結束之際，他又得了一個肥差，到長江上海段一帶去解除日軍武裝，接受日本投降。任務完成後，他受命把所有的日軍士兵和平民從上海港遣返回國。湯恩伯把20名日軍高級指揮官召集到一起，發表了一番令人感動的告別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