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家族事務”（第2/8頁）

1937年7月，也即陳納德來華兩個月後，日本人進攻北京，向新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起挑戰。既興奮又感到憤慨的陳納德把蔣夫人新組建的空軍部隊重新整合起來。日本人的進攻沿著海岸線快速蔓延到天津和上海，為了鼓舞士氣，在陳納德的指揮下，準備不足的中國飛行員們升空作戰，結果幾乎無人生還。

在蘇聯空軍（其中一些飛行員參加過西班牙戰爭）的支援下，日軍的攻勢得到了遏制。在中國飛行員得到正規的培訓之前，蔣夫人希望陳納德再多雇一些西方雇傭兵，此時美國一個名叫威廉·波利的企業家正準備向中國出售24架“伏爾提V-11”型遠程轟炸機，陳納德便答應了她的請求。

他知道能招到的人都是些冒險家，不太適合這份工作。不過也有幾個人例外，其中包括一直在幫助西班牙人作戰的得克薩斯人吉姆·艾裏遜，給美齡開過專機的科尼利厄斯·伯穆德，以及藝高人膽大的戰鬥機飛行員喬治·韋格爾。然而，陳納德無可奈何地指出，其他的那幾個人“幾乎完全是依靠烈酒過日子”。

他雇來的那些雇傭兵天天在漢口的酒吧裏喝酒吹牛，沒多久日本人就把他們想知道的情況全都掌握了：這個國際航空中隊有多少人，多少架伏爾提戰機，以及他們第二天空襲濟南的計劃等等。當天晚上，日軍的轟炸機便趕過來炸毀了所有新購來的伏爾提戰機，陳納德的計劃泡湯了。不過，由於他幾乎已經沒有戰機可飛了，中國人便開始根據他設置的“警報”系統做出反應。一旦有敵機入侵，中國的平民就會通過電話、電報和無線電等快速發出警報，在總部待命的陳納德就有時間把自己手下的那些飛行員歸攏到一起。只要蘇聯人繼續支持，他就能把局面撐下去，但莫斯科的精力越來越多地被吸引到了歐洲戰場，現在能幫助中國的只有美國人了。

聘請雇傭軍只是一個方面，蔣介石想要的遠不止這些。1939年夏天，委員長直接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去信提出請求，他在信中寫道：“中國急需美國政府和財團及時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援。日本人正企圖破壞我們的貨幣和經濟體制，如美國在這個關口若能給予援助，對我們的抗戰將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美齡所寫的很多文章也清楚地向美國讀者表明，目前這種局面既不能怪蔣介石，也不能怪中國人，而是因為西方人正在拋棄中國。

我們希望能夠保證供應，以便能夠繼續抗爭下去。如果民主國家不能為了這個目標為我們提供足夠的供應，那麽他們遲早會後悔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人打敗中國……如果有人考慮一下這些民主國家如何就這樣看著中國飽受蹂躪，一定會懷疑這些國家精神上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

端納也不斷敲打美國人的良知，他把大發戰爭財看作美國最大的罪惡：

日本人正全力誘使金融家們支持他們侵略中國，為此，他們許下了各種各樣的好處……如果美國各大財團聰明點兒的話，他們就會認真地通盤考慮一下，然後再決定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幫助，以犧牲中國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快速致富”。相反，援助中國則可以為外資打開一片寬闊的天地，一個巨大的利益市場……如果民主國家拒絕給中國任何幫助，反而幫助或給予日本人任何形式的支持，那麽他們將會犯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罪行。

1939年6月26日，《時代周刊》發表文章指出，歐洲各國現在已經疲憊不堪，“他們那虛弱的臂膀……無力承擔白種人在亞洲的責任”。《生活》雜志也插話說：

全世界的人都在拭目以待，看中國政府和委員長……在精神和物質上能不能堅持下去，繼續跟日本人作戰。能有勇氣投入到這種“注定要失敗的事業”中的人並不多見。蔣介石現在面臨的境遇比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喬治·華盛頓遇到的情況還要糟糕。迄今為止，蔣介石早已顯露出自己超人的勇氣和決心。兩年前在西安事變中被扣押時，他已經用行動證明了自己是個不怕死的人。他是個監理會的基督徒，一直用《聖經》中記錄的那些苦難的事例來安慰自己。

其實，蔣介石跟喬治·華盛頓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兩人都裝著假牙。但在這場虔誠的戰爭中，他被刻畫成一位英勇的基督教鬥士，一手拿著《聖經》，一手同共產黨和日本人作戰。美國人不可能拒絕幫助處於弱勢的基督徒的一方，特別是這樣一位“視死如歸”、在西安被扣押期間仍公然藐視“共黨分子”的基督徒。委員長正在從事一場“正義”的戰爭，並且他需要幫助。盧斯暗示道，現在該是美國出兵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