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西安事變（第5/6頁）

進入這個房間裏的還有周恩來。張學良把他向蔣夫人做了介紹，周恩來顯得精明幹練，彬彬有禮。24日和25日這兩天，周恩來與委員長談了兩個小時，大部分時間都是周恩來在講話。由於他們曾在黃埔軍校共事的關系，周恩來稱蔣介石“校長”。蔣介石在事後提到這次會晤時，稱周恩來是他見過的“最通情達理的共產黨人”。在另一個場合，他還曾動情地向周恩來“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他在這裏指的是周恩來出面與鐵腕人物楊虎城交涉，向楊保證他會從子文那裏拿到一筆錢離開中國遠走他鄉，從而最終說服楊虎城放了蔣介石。周恩來這麽做算是救了蔣介石一命。此外，他這麽做顯然也是出於共產黨政策的考慮：如果要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得不盡最大可能吸納更多的國民黨右派加入其中，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得要蔣介石來擔任這個聯合戰線的名譽領袖。

蔣夫人對周恩來對國家事務的理解也頗為贊許。據說有一次周恩來曾肯定地對她說：“在當前時期，除委員長外，再無第二個人能擔任這個國家的領袖。”周恩來向來是一個能屈能伸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他進一步補充說：“我們沒有說委員長不抗日，我們只是說他的抵抗不夠堅決，或者說做出的反應還不夠迅速。”蔣夫人回答說，將來國內所有的問題都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而不能訴諸武力。她態度堅決地對周恩來說：“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到底在西安轉手了多少錢，從未有人透露過，這也並不重要。宋子文當時是除杜月笙之外中國最富有的人，排在第三、第四位的分別是孔家和蔣家。他們對錢並不像那些綁架者們那樣看得那麽重要。

下午三點，委員長和他的隨從們，還有少帥張學良，一起離開那棟平房，驅車前往機場。飛機轟鳴著飛向狂風肆虐的天空，他們回到南京時，正趕上慶祝1937年的新年。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蔣介石逃過一劫這件事被他的崇拜者們理解為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亨利·盧斯不失時機地宣布委員長和蔣夫人將成為1937年的年度傑出人物。盧斯把兩人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時代周刊》的封面上，標題為“年度最佳夫妻搭档”。蔣宋美齡在國際上的名氣更大了。據美國外交家約翰·帕頓·戴維斯說，在西安的時候，中國的第一夫人就表現出自己具有“一種不凡的氣質，要是在古代，當個皇帝也是綽綽有余”。關於這種言論盧斯旗下的媒體一般情況下還是很少報道的。

本次不同尋常的事件還有一個尾聲。張學良選擇跟隨委員長一同回到南京無疑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行為，悲觀主義者認為他這麽做實在是太傻了。為了不丟面子，蔣委員長和夫人後來把自己在這次事件中發揮的作用描述得天花亂墜，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把他們的描述稱為模棱兩可、含糊其辭的“有趣樣本”。

張學良主動向南京國民政府自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西安轉到自己的身上，這樣做有助於避免產生任何余波，並且通過委屈自己，也幫蔣介石挽回了面子。

張學良勇敢地承擔了人們對西安事變的全部指責，這樣便把蔣介石在民眾面前的狼狽洗得一幹二凈，把責任都轉嫁到了自己身上。（有意思的是，張學良被安置在宋子文在南京的家中。）通過促成建立人們期盼已久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然後來失敗了），張學良為中國人民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中，他與蔣介石的關系更加密切，其程度僅次於宋氏家族的成員和杜月笙，他跟宋子文和美齡的關系更是變得非同尋常。但因為深受其辱，再加上張學良又破壞了其粉碎共產黨的夢想，蔣介石終其一生都沒有原諒他。這件事甚至縈繞在國民黨人心頭達數十年之久，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走向勝利的開端。蔣介石一定也感覺到這位年輕的東北軍將領顯示出了很多領袖氣質，有朝一日可能取代自己的位置。於是，蔣介石沒有放他回去，而是將其軟禁起來，交給戴笠看管。

1937年春，蔣介石在耶穌受難日那天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到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虔誠地說：“要記住，基督叮囑我們：饒恕那些對我們犯下罪孽的人七十個七次。我認為，在悔改之後，可以允許他們開始新的生活。”

包括子文在內的很多朋友試圖爭取釋放少帥，不過最終沒有成功。委員長給這位綁架他的人提供了優厚的生活待遇，卻使他終生受到嚴密的監視。據說在被軟禁的數十年裏，張學良一直在研究明史。

盡管有蔣介石在耶穌受難日那天的赦免令，少帥的同謀者楊虎城將軍從歐洲流亡回國之後，還是被抓進了大牢，在戴笠設在重慶附近的一個特別集中營裏被關押了11年。他的妻子絕食抗議，最終被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