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第4/5頁）

應該再次強調的是，總的來說在冷戰史中，具體來說在蘇維埃帝國的興衰史中，意識形態有著十分突出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莫斯科的社會主義帝國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帝國之前，意識形態的因素一直是蘇聯決心與美國抗衡並進行擴張的原因之一。雖然其信仰體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趨勢，蘇聯領導層與精英們在表達其國際行為及安全利益的時候，還在繼續使用現實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兩套語言。但同樣這些意識形態因素，也使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顯得古怪，甚至可以說怪異。尤其是一些過時的或者說誤入歧途的意識形態臆想，使得斯大林於不經意間引發了與美國的對抗，後來接著又是朝鮮戰爭。不同的但也是誤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克裏姆林宮的其他領導人以為，可以以實力為依托，通過談判來實現與美國的和平共處。最後但並非無足輕重的是，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於蘇聯的垮台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就像充滿救世熱情的戈爾巴喬夫那樣，倡導“新思維”，拒絕把武力作為強權政治的基本手段來使用，哪怕是為了維持國家的秩序。在歷史最終的反諷中，以革命的暴力作為意識形態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帝國，卻死於非暴力的意識形態。

這本關於蘇聯國際行為的書也揭示了美國在冷戰中的行為的非同尋常的影響與性質。美國從未接受中歐的蘇聯社會主義帝國，而且反對亞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蘇聯支持的革命運動。與西歐人不一樣，美國人為蘇聯留下的妥協與交易的余地非常非常小。除了20世紀60年代以及尼克松與基辛格的緩和時期之外，美國的歷屆政府都堅持要求蘇聯人，在有可能進行任何持續的適應性調節之前就改變他們的行為，甚至是他們的體制。美國的政治自由與市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跟蘇聯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完全一樣，具有一種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和自以為救世主的性質。在這種意義上，冷戰演變成兩個自以為救世主的中心之間你死我活的戰鬥，它們把兩極對立的邏輯強加於世界並把其他國家、運動和意識形態都擠到了一旁。

在這場史詩般的鬥爭中，美國作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勝出了。但本書對美國人應該起到一種警示作用——他們似乎因為這場勝利而變得得意揚揚，並把從中得到的經驗推廣到它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對外政策中。美國的有些政治家和評論家說，對蘇聯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當時發揮了作用。那些慣常這樣說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對那個作為其遏制目標的國家的認識也非常模糊。裏根的極端崇拜者們還在聲稱，他的反共“聖戰”和“戰略防禦計劃”贏得了冷戰。回頭想想，除了在這場對抗的終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難說“戰略防禦計劃”還有其他什麽作用。不過，應該承認，在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最後幾個階段，裏根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的交往中感覺到了歷史機遇，而且最終抓住了這個機遇。但是，對國際關系史貢獻最大的，不是作為冷戰鬥士的裏根，而是作為和平締造者、談判者以及核裁軍支持者的裏根。

美國也很幸運，能夠擁有一個在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方面與西方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對手。這個對手是歐洲人尋求現代性的產物。換句話說，冷戰是兩個遠房表兄弟之間就實現這個世界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問題而展開的競爭，不是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朋友與敵人之間的競爭。有些西方學者，還有許多俄羅斯人，現在都認為俄國的運氣太差，成為那種特別邪惡和暴力的現代化道路的試驗場。那種現代化的道路承諾說，從經濟和社會的落後狀態到現代而開化的狀態以及合理的計劃與社會正義是有捷徑的。起初，蘇聯版的快速現代化道路讓蘇聯在二戰中獲得了勝利，同時還使它擁有了超級大國的地位，在不發達的第三世界贏得了許許多多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後來，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事情越來越清楚：美國的現代化模式，連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創業精神以及大眾消費主義，在資源與創新精神方面要強很多。在美國模式的幫助下，西歐、日本以及美國的其他一些盟友（盡管不是全部）都變得更加繁榮，生活質量更高，超過了蘇聯集團中的任何一個國家。西歐人設法將市場的好處與社會規劃結合起來。在經濟一體化以及最終在政治一體化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做得也要比蘇聯集團的所有國家成功得多。

最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蘇維埃帝國內部及其精英當中的沒落，以及西方民主化現代化模式的不斷增長的吸引力，也是有很大關系的。與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26年期望的以及赫魯曉夫在1961年誇口的相反，資本主義這輛火車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對於蘇聯領導人、精英以及全體公民來說，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蘇聯社會主義這趟車永遠也追不上資本主義，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後面越來越遠。這反過來又削弱了蘇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以及大部分“開明”的蘇聯精英對於帝國的認同感。如果事實證明蘇聯的現代化道路不是一條捷徑，而是個死胡同，那為什麽不改弦易轍呢？如果這個社會主義帝國越來越成為累贅，制造出“幾個阿富汗”，還有那些破產的中、東歐政權，要靠蘇聯的補助來維持，那為什麽不放棄這個帝國呢？戈爾巴喬夫，連同他那虛假的“新思維”，是想把蘇聯反對資本主義的試驗與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這樣做是徒勞的，但從歷史上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叩著遠房兄弟的門，要求和解。